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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懂外語嗎：也談顧彬的批評及反批評
[2007-4-24 9:35:52]
顧彬在“漢學視野下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圓桌會上做主題發言時，我是在場的。我不同意陳平原先生關于顧彬“對當代中國文學的批評是嘩眾取寵”的說法。人們盡可以說顧彬的看法主觀或偏激，但把“嘩眾取寵”和他聯系在一起，這就有點太離譜了。實際上，正如與會的葉廷芳先生在最后所指出的那樣：“現在情況是，一個嚴肅的民族、嚴肅的作家，面對一個陷入了浮躁的民族、浮躁的作家群。”
顧彬說他有三個身份，作家，漢學家，翻譯家。據我多少年來的了解，在這三個方面他都是極其嚴肅的。如果說他有什么問題，那也是因為他太嚴肅了。他的嚴肅、直率和犀利，尤其是他那種德國知識分子式的“絕對的誠實”，在我們這里大概都屬于非夷所思的東西。
就拿人們糾纏不休的“外語”問題來說，一個具有語言意識的作家、一個真正懂文學的學者會明白顧彬在講什么。然而那么多的人把他所說的語言問題包括外語問題都理解得太實了。他們的第一反應無非是“李白懂外語嗎？”“曹雪芹懂外語嗎？”這樣的反駁，完全把一個有意義的詩學命題簡單化、庸俗化了。
語言問題包括外語問題當然不是唯一的問題（實際上，顧彬還曾專門發表過另外的文章，尖銳地批評中國作家對權力的依賴和迷戀），但這卻是切入文學問題的一個角度，或者說，是一個看文學的基本尺度。從古到今，文學的價值最終也只能由語言來承擔和決定。顧彬就是由此來看中國文學尤其是市場化時代的中國文學的。語言不行，語言不過關，一切都無從談起。他之所以對魯迅極力推崇，因為魯迅首先是一位語言大師，當代作家的語言功力和文化底蘊則普遍不如他們的前輩。他的“五糧液與二鍋頭”之說，就基于這種閱讀感受。因此他在這次強調說“文學的對象是語言。如果一個作家不掌握語言，他根本不是一個作家，所以基本上中國作家是業余的，而不是專家。”
顧彬這樣說，雖然過于苛刻，且有“打擊一大片”之嫌。但我想他是在強調寫作的“專業”性質。他在堅持文學本身的價值和標準。在今天這樣一個人們紛紛放棄寫作的難度而以“市場”和“賣點”為唯一追求目標的時代，他這樣講并不是沒有意義的。
而外語問題之所以成為一個問題，也正與此有關。當他講到四九年以前的很多作家詩人都是翻譯家，甚至可以用外語寫作時，陳平原先生以沈從文不懂外語來進行反駁，但是我們想想，如果沈從文精通外語的話，情形又會如何？他的文學造詣可能會更高些，他對中國文學的貢獻完全有可能會更大些！
的確，對一個作家而言，懂外語并不是為了去考托福，或像有人以為的那樣，供什么“評級”時用。這一切，和他的寫作本身其實有著重要的、至今未能被我們充分認識到的關系。對此，顧彬已說得很清楚：“一個作家應該從另外一種語言體系來看中文。一個德國作家說：如果一個作家只掌握一種他的母語，說明他什么語言都不會，因為他不能從外部來看他自己的語言有什么特色。”
當然，我知道這樣講沒有多少人去聽的。甚至還會有人以“母語崇拜”的姿態對此不屑一顧。但是人們忘了，在任何一種語言文化的歷史發展中，都吸收了外來的成份（事實上李白精通“蕃文”，《紅樓夢》的“色空”顯然也受到佛經所代表的語言文化的深刻影響），尤其是“現代漢語”，它從一開始就是以“外語”為參照發展起來的。顧隨這么一位中國古典詩歌的研究大家就曾這樣說：“翻譯當用外國句法創造中國句法，一面不失外國精神，一面替中國語文開劈一條新路”；“自從譯佛經，已開我國新語法，現在譯西洋文學亦然”（《顧隨詩詞講記》）。讓我們想想顧隨的話吧，正好他們都姓“顧”。
別的不說，就中國新詩而言，為之做出杰出貢獻的戴望舒、卞之琳、馮至、穆旦等，同時都是優秀的翻譯家。這就是他們所確立的“現代傳統”。他們的藝術探索，往往就是借助“外語”的參照，不斷發掘和更新自身語言的過程。中國現代詩歌因為他們而得到提升。他們的詩，已成為“我們語言的光榮”。
這些例證也說明了，我們學外語或從事翻譯，在根本上正如本雅明所說，乃是為了“通過外語來拓寬拓深自己的語言”（《翻譯家的任務》)。因為翻譯才是兩種語言的相遇、互映，在此過程中，一個作家不僅會“密切注視著原著語言的成熟過程”，他最終經歷的，乃是“其自身語言降生的劇痛”。我們為什么不能把“外語”問題提升到這樣一個層面來認識呢？
問題在于，人們不僅不能這樣認識，更在于已接受不了批評。人們的心理還過于脆弱。在那個圓桌會上，陳平原這樣問顧彬“你這樣批評，難道沒想到給中國作家造成多大的壓力嗎？”肖鷹則認為這種質問“把中國當代作家高看了，因為他們恰恰是沒有壓力，他們只有欲望。”
的確，有的只是欲望。只有現世的逐求。在一個屈從于市場和時尚的時代，還有多少人在堅持寫作的難度和文學自身的標準呢？人們盡可以說顧彬的批評有問題，但那是他的問題。我們這里的問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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