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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金訪談：一個廚師藝術家的畫像
[2008-3-10 7:38:53]
（華裔作家哈金（本名金雪飛）1985年抵美在波斯頓布蘭戴斯大學攻讀文學博士，1994年應喬治亞州的艾默里大學聘請教授詩歌創作，2002年至今在波斯頓大學教授小說創作。哈金主要以英文寫作，已出版三本詩集、三本短篇小說集及五部長篇小說--《池塘里》、《等待》、 《瘋狂》、《戰廢品》、和《自由生活》，獲得過美國全國圖書獎、美國筆會/海明威獎、歐康納國際短篇小說獎和歐亨利短篇小說獎，兩度獲得美國筆會/福克納小說獎，并進入普利策獎決選。以下是明迪針對哈金最新小說《自由生活》（A Free Life，美國Pantheon出版社2007年10月出版）所作的英文書面訪談，明迪 譯，哈金 校。）
明迪：讀完你的第五本小說《自由生活》已經一個多星期了，還沒有從情緒震撼中恢復過來。小說主人公武男的生活有一種很強烈的壓抑感，他使我想起帕斯捷爾納克，并不是因為兩個人都對詩著迷（更不是因為書后都附了詩），而是因為他們都試圖在艱難環境中尋求一種有意義的生活、在挫折和壓抑中尋找寫作的精神繆斯。但在反抗命運、從過去以及現實環境中疏遠出來、成為一個孤獨的詩人這一點上，他更使我想起詹姆斯•喬伊斯的《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你能告訴我這個小說里有多少自傳成分嗎？
哈金：小說的大局上完全不是自傳。與武男不同，我從沒在中餐館干過活，沒有放棄學業，從未回過國，沒有一個前女友在美國。我比武男幸運多了。但因為故事發生在美國，我必須對所寫的有把握，所以我盡量寫我熟悉的事情，有時候是個人經歷。總的來說，這本小說不是自傳。
事實上，武男這個人物是從麻州的華森鎮上一家小餐館的老板那里得到的靈感，他是香港來的新移民，寫舊體詩，自費出了本詩集。
明迪：感覺上像是你自己喬裝成廚師后的畫像。小說以1989年武男的兒子來到美國開始，然后武男因6/4決定留在美國，這一點與你的經歷比較接近。有八萬多像武男那樣的中國留學生因為1989而留在美國，但從90年代中期開始很多人開始海歸或者每年回去看看，就連你小說中的武男都回歸故里一趟，為什么你二十二年來一直沒有回國？而你的四本長篇小說和三本短篇小說集都與中國有關，你常夢到中國嗎？你是否故意同故鄉疏遠以便描寫起來更客觀一些？
哈金：1997年之前，我的護照無法延期，所以我不能離開美國。后來我成為美國公民，然后就對想念中國感到疲勞了。 2004年我曾申請一所大學的教職但沒有回音。我想我是不受歡迎之人吧。此外，除了《等待》以外，我的書都被禁了。我手上有同上海文藝出版社簽訂的五本書約但都不能兌現。所有這些都使我現在無法回去。對我來說，生活就是一種冒險，所以，抵達遠比回歸更有意義。
明迪：「抵達與回歸」是一個很有趣的話題，你在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的新書里已作了深入探討。關于《自由生活》，雖然武男的經歷和我的不同，但我覺得完全理解他的想法和行為，只是不理解他對妻子的過于誠實。作為華人，我知道有很多家庭設法在新的環境里生存、為了方便而住在一起而不是出于愛，但我很奇怪為什么武男會告訴妻子他仍懷念第一個女友。我知道「初戀」有些象征意義，但僅從表面意義上來說，是否中國男人會對妻子坦言？你是把這作為一個吸引讀者的懸念技巧還是覺得有必要寫出武男困惑的心理狀態？
哈金：武男對前女友的那份感情很坦誠。當然不是所有人會做出同樣的事——告訴妻子實情。很多人常常對妻子隱瞞著秘密。武男不一樣。他在情感上很困惑、絕望，但是最終他成熟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一個關于成長的故事——一個人終于成長為能夠孤獨生活的個人。
明迪：武男對貝娜的想念與齊瓦戈醫生對拉娜的感情相似但又不盡相同，他對貝娜的懷念十多年都那么強烈，刻骨銘心，但當他開車去伊利諾見到她時卻徹底幻滅，同他1997年回國后的失望一樣，而此刻他又放棄了最好的朋友及詩歌界的橋梁迪克•哈里遜，然后又放棄了成功的餐館事業。你為什么在小說結尾那么殘忍，不給武男一點希望？
哈金：他必須獨處才能從事寫作。他最終會從對貝娜的愛中擺脫出來，成為一個成熟的人。他并不是完全沒有希望。他一邊做他喜歡做的事情，一邊寫他喜歡寫的東西。這是美國大多數藝術家的真實狀況。一個人必須為自由付出代價。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本書是為那些愿意付出代價的人而寫的贊歌。
明迪：你覺得值得像武男那樣付出那么高的代價嗎？
哈金：當然值得。這正是自由的含義。
明迪：小說里迪克•哈里遜在艾默里大學教寫作，后來得了全國大獎。他的原形是你的詩友/艾默里大學的同事嗎？或者這是武男和你的平行錯位？
哈金：迪克•哈里遜是百分之百虛構的人物。
明迪：除了迪克•哈里遜之外，還有一個很有趣的人物，山姆•費希爾，一個享有聲譽的紐約詩人。我不得不聯想到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你是怎么想到用「噢－噢－噢－」作詩集的標題的？小說里關于詩人和藝術家的片斷都很風趣、令人捧腹。當然，餐館故事也很生動、細膩，盡管你從未開過餐館，哦，也許你開過吧？
哈金：我去過很多小型的中餐館，但只在美國餐館干過活，主要是因為我不會說廣東話。我創造了山姆•費希爾這個名詩人，自由不羈，無所畏懼，和金斯堡的形像有點重疊。自然，我不能把山姆的詩集取名為《嚎叫》。
明迪：這本小說覆蓋了武男生活中的十二年，從在博士班退學、在波士頓當夜班警衛，到去紐約做一份中國流亡雜志的責任編輯同時在中餐館打工，到開車把家搬到亞特蘭大、開餐館、最終買房子。我知道你上過布蘭戴斯大學和波士頓大學、在艾默里教過寫作，你在紐約住過嗎？你是不是讓武男去紐約以便把袁寶、劉曼平、山姆•費希爾、迪克•哈里遜等人引進他的生活？
哈金：我從沒在紐約住過。紐約是流亡和移民中心。就故事而言，武男需要去那里一段時間，以便同各種各樣的人打在一起。沒有紐約的經歷故事就會貧乏。為寫這本小說做功課，我去了紐約很多次。
明迪：你對劉曼平這樣的中國流亡學者的尊敬和保留意見在書中都有明確流露。有好幾次，許多流亡人士都堅持「民族尊嚴」以及對政府抱有希望，更不用提普通移民了，而武男多次同別人因此而爭論，這使得他和其他華人區分了開來。請問你是怎佯徹底反洗腦的？
哈金：有些價值觀超越了國家和民族。我相信普世價值，因為我是一個人，同其他人一樣有著基本的人的感情和欲望。某些海外華人共享的「民族尊嚴」是教化的結果，這種教化是因為缺乏其它信仰，比如宗教。
明迪：你現在信教了嗎？大陸出來的華人大多數是無神論或疑神論者，但很多人在投向美國時也投向了上帝。你呢？
哈金：我相信有一種超人類的超自然力量，但我不屬于任何教派。在某種意義上而言，文學就是我的宗教。
明迪：你對異議詩人／畫家袁寶的個人意見非常微妙地呈現在書中。我在他的戲劇般的生活中可以看見幾個熟悉的影子。前兩天我遇見一個朋友，情不自禁地大笑起來，我告訴他他在你的小說里搬家了，而且你在田納西給了他一個巨大的畫室。
哈金：明迪，你把袁寶和你認識的人聯想到一起，嚇我一跳。他是我創造的人物，盡管我確實對有些流亡異議人士持保留意見。
明迪：別擔心，哈金。我知道你小說里的所有人物都是虛構的，除了德里克•沃爾科特（Derek Walcott）之外。當我們對流亡／移民持批評意見時，就是對我們自身進行批評。你不也對武男這個半自傳性的人物有所批評嗎？對武男的批評多半來自于洪梅，請問你是怎樣構思這個人物的？
哈金：我在寫洪梅時頭腦里沒有一個具體的原型，但是多年來我遇到過太多像她這樣的人了，所以很自然就想到這樣的人物，寫起來很順利。
明迪：她屬于那種很典型的部分留學生或留學生家屬，在西方世界多年但思維方式還沒徹底改變，但你并沒有將她臉譜化，你對她著墨不多但把她刻畫成一個很豐滿、很有層次的人物。
你通過武男與很多不同背景人士的沖突，表現了他的思想轉變，挖掘了他的內心世界。小說里有很多關于人生的思考，你對我們生活的意義以及我們生活的方式進行了冷峻的審視，這正是為什么《自由生活》打動我如此之深的原因。這不僅僅是關于中國移民，甚至不是關于任何移民，而是關于人類以及人類怎樣受困于自設的虛幻、怎樣掙扎于自己選擇的困境、怎樣生存、怎樣超越物質存在、在精神世界里尋找一條出路的故事。十年后我再說這本書怎樣影響了我吧，現在請你談談哪些作者或者書影響了你并改變了你的人生？
哈金：是的，這本小說是關于一些移居的人們的情感和精神存在。有兩本書使我形成了對世界的感觀——即改變了我。第一本是奈保爾的《河灣》，第二本是WG希伯德的《異鄉人》，尤其是關于麥克斯•費伯的最后一段敘述。
明迪：我在你即將出版的《移居作家》的書稿里讀到過這些，印像很深。請你詳細談談這兩本書是怎樣影響你的。
哈金：這兩本書都對透視人生有些智慧的啟示。 《河灣》里的主要人物對待過去的處理方式使我驚訝。如果過去僅僅意味著累贅，他們就把過去當作垃圾扔掉。當然，故事揭示了許多矛盾之處，但作為一個移民，來自一個有著沉重過去的國家，我看了這本書之后開始對世界有不同的看法。最近我看到一篇中國評論家的文章說《河灣》一點也不勝出中國出版的許多小說。那位評論家沒有我這樣的經歷，所以不能從情感上理解這本書。換句話說，他從來沒有在集體思維體系的參照框架之外獨立生活過。
《異鄉人》這本書展示了怎樣在歷史毀滅中生存并保持理性，尤其是作為一個藝術家怎樣做到這些。我把麥克斯•費伯看作是一個人本藝術家的最高典范。
明迪：人們常把你同康拉德和納博科夫作比較，你怎樣看待他們兩人的寫作？
哈金：他們倆都是英文文本的大師，盡管他們的視野不同。他們共同建筑了英文寫作的宏偉傳統，這個傳統屬于那些以個人身份獨立進入這個語言的人們。
明迪：你多次強調「個人」，如同你在小說里自始至終地強調一樣，但我們是在「集體高于個人」的環境中長大的，是什么使你在這方面改變了呢？
哈金：我在餐館端盤子時不可能想到我的國家或者人民，我得琢磨怎樣養家糊口。我在人群里總是感到孤獨。作為一個作家，試圖成為一個藝術家，為了這種抱負就必須首先作為一個個人，因為文學不是集體創作的。
明迪：你的作品被看作是流亡/移民文學傳統的一種延續，這個傳統從荷馬、但丁到詹姆斯•喬伊斯、T.S.艾略特，到托馬斯•曼、約瑟夫•布羅斯基，到薩爾曼•拉什迪、米蘭•昆德拉，等等。有些選擇用母語寫作而有些選擇用移居國語言寫作。對視覺藝術家來說，不管他或她用顏料、粉筆或水彩，或者不管是用刷子、調色刀或者鉛筆，其結果僅僅從作品的優劣來判斷。沒有「母工具」這一說法。而文字描述的工具則被分為母語和非母語。哈金，你覺得文學作為一種人類藝術表現形式有什么優勢或者弱勢？我們都知道語言會變化、發展，你認為當移民選擇美利堅為家之后美國英語會吸收移民的習慣用語嗎？
哈金：我認為英語有能力吸收外來的能源來充實自己。這也正是為什么這個語言如此充滿活力。當然，現實中總有些偏執狂會把英語的純潔作為尺度緊緊抓住不放。但是標準用語常常無法描繪出具體的移民經驗，而需要更多的多元用語。
明迪：你小說中的一些典型中式英語非常有趣，比如武男的口音「借借你（謝謝你）」（sank you= thank you)，萍萍的獨特句法「we not open yet（我們不開門還沒）」，以及敘述者的自制俗語「loaded with gas」（氣鼓鼓），等等。你有力而形像地捶擊了移民生活的核心，即語言適應的問題，就像那位做大廚的武男在餐館里做試驗一樣，變換一下炒菜方式，或在菜里添加一些新配料。
哈金：我很高興你喜歡《自由生活》的語言。其實這是一個大膽的舉動。很多人對此感到不安。我需要小說的語言反映我的移民人物的語言掙扎。我覺得現在還距出版時間太近，時間會顯示出我對語言的選擇是對還是錯。
明迪：你把武男描繪成一個書呆子似的知識分子和棲居于隔絕世界（廚房）的詩人，他有碩士學位，成天捧著一本牛津詞典，他的語言直接來自于書本和辭典而非電視肥皂劇或街頭巷尾的流行語言。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敘述部分更像是主人公的內心獨白，很自然地在腦子里轉動然后表現在獨特的語言上。最有效地描述武男是怎樣通過適應于一個新的語言來適應于一個新的國家不正是生動地展現他所用的特有的語言嗎？在這里更重要的問題是他為什么決定用英語寫作。這又回到了你這本小說的主題。哈金，你寫這部小說的原動力是什么？
哈金：我想寫一本能夠捕捉移民經驗中的形而上層面的文學作品。這本書直面于美國經歷，也許中國讀者看來有點說不通。這部分地解釋了為什么有些中國人認為這是一部反美國夢的小說。他們誤讀了這本書。
明迪：你心目中的美國夢是什么？你怎樣看待移民經驗的文學價值？你的下一步寫作計劃是什么？
哈金：我的美國夢是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盡管這些選擇是有條件的，有時候是有局限的。移民經驗是文學中的次要主題，主要是美國式的，傳統上是流亡主題主導著文學。但這也意味著移民經驗的描寫更有前景，只要我們回應偉大文學的主流聲音。我目前正在寫一本短篇小說集，故事背景都在美國。
明迪：你又回到短篇了？很喜歡讀你的短篇小說，簡練、生動，有契訶夫的味道。緩一口氣之后就該寫你的尤利西斯了吧？
哈金：那不是我這種情形下的作家所追求的。一本像那樣的偉大小說只有母語作家才能寫得出來。這并不意味著非母語作家就寫不出偉大小說，但我們必須尋找不同的可能性，最大限度地利用我們的損失。
明迪：這使我想起《自由生活》結尾部分的一首詩，《交換》，一種痛苦的希望……也是別人所評價的「疼痛的美麗」（凄美）吧。哈金，很感謝你的時間，最后一個問題及對這本小說的感想。萍萍是一個了不起的女性，一個以廚師妻子身份出現的藝術家。我很欣賞她的文學品味。武男的好友孟丹寧海歸后成為一個著名的流行作家，但萍萍并不欣賞他發表在主流刊物上的游記和成功故事。武男也覺得孟丹寧太過于迎合大眾趣味。你在訪談一開始提到你比武男幸運得多（尤其是在寫作生涯上），你認為嚴肅文學的目的是描寫弱勢群體的苦難經歷嗎？
哈金：嚴肅文學應該對生活有所啟示，使人們看見他們可能感覺到但無法表達的一些東西。文學當然可以表現快樂和幸福，但幸福故事容易給人類生存條件增添光彩，而人類生存與苦難、失去、失敗是分不開的。就我個人而言，我對小人物、小人物的命運和優缺點更感興趣，因為我從不信任大人物，我不想用我的筆去美化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
2008年1月27至2月8日
（訪談摘要原載于美國《僑報》，全文登載于《北美周末》）
（英文原稿發表于Valley Voices-- A Literary Review 2008 Vol8 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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