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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彬：我和中國作家無話可說
[2008-3-10 10:34:46]
詩生活通訊社2008年3月9日綜合報道 德國漢學家顧彬對中國當代文學“垃圾論”的批評曾引起廣泛爭議。近日，他在澳門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再發尖銳之聲。這一次他說——我和中國作家無話可說
●中國作家的問題是他們自身的問題。生活確實是一個障礙，但他為什么不在上午寫他自己真正要寫的作品，下午、晚上寫劇本？
●我和中國小說家見面時，往往無話可說。我的標準都是1949年之前的作家，看現代的中國作家誰能和他們比。
●中國作家對西方漢學家非常不公平。他們不敢、不要抑或拒絕跟我們對話，我們怎么辦呢？我們只能夠看書，和中國作家只能有文本的關系。
他太累了，不停地參加世界各地的學術會議，每天只睡五個小時。2007年底，他在澳門參加“現代中國文學的個人與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看來滿臉倦意。但為期三天的會議日程，坐在第一排的永遠是他，聽得最認真的也永遠是他。
他就是德國波恩大學漢學系主任顧彬教授。
1967年，當他讀到龐德翻譯的中國漢詩就迷上了中國文學。“龐德雖然沒有上過正式的中文學校，但他經過自學，可以說比現在許多所謂的漢學家還要懂中國文學。他很了不起，他敏銳地感覺到中國人究竟要表達什么�！�
正是這次閱讀改變了他的人生之路，他幾乎將能夠找到的中國文學作品的德文譯本通通找來閱讀，有的還不只看了一遍。然后是學中文，直接閱讀中文。“曹植、屈原、李白、杜甫、蘇東坡、歐陽修、袁宏道等等，太多了。還有中國的古典小說對我的吸引力太大了，除了《三國演義》之外，我都喜歡，太喜歡了�！�
問他為什么獨獨不喜歡《三國演義》，他的回答很簡單:“殺人太多了�！�
如今，顧彬是西方漢學界的權威，他的翻譯和評論直接影響西方文學界對中國文學現狀或某一位作家的評判。
2006年年末，他的一番言論在國內引起軒然大波。在接受《德國之聲》采訪時，他對中國當代作家(主要是小說家)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他說《狼圖騰》是法西斯主義，衛慧、棉棉的作品是“垃圾，不是文學”。在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他說:“王家新說的我非常同意，中國作家盲目自信�！睂τ诋敶袊骷遥洳粻�，覺得很多作家都喪失了對文學的崇敬之情，喪失了最起碼的尊嚴。
如今，由他主編的十卷本《中國文學史》即將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在他所熱愛和厭惡的中國作家中，存在著怎樣的分水嶺？需要顧彬自己做出解答。
丁玲:她還在用斗爭哲學思考人生
《瞭望東方周刊》(下文簡稱《瞭》):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許多優秀的女作家，比如凌叔華、林徽因、蕭紅、丁玲。你對她們怎么看？
顧彬:我覺得現在對丁玲的評論很有問題，不能只從1942年之后來看丁玲。她23歲時創作的作品，無論她的語言水平高不高，她的內容依舊獨樹一幟。這就是為什么丁玲在國外非常紅，影響非常大的原因。
我們可以把丁玲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創作的作品翻譯成很好的德文。在延安時她的中文水平比過去高一點，寫得非常漂亮，很可惜的是，在接受了批判之后，她完全否定了自己的作品。這就是為什么我說作家和敘述者是兩回事:作家老是批判自己的作品，而敘述者不會，敘述者有其歷史性的態度，兩者是分離的。
比如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在現在的德國都很受歡迎。她早期和中期的作品應該重新看，《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有問題，但仍然可以說非常優秀。因為她敢于寫當時誰都不敢寫的農民落后的情況，所以這部小說也值得重新來審視。
她(上世紀)五十年代被打倒，“文革”結束后可以重新寫作。(上世紀)八十年代我見過她三次，也許我是唯一和她見過三次面的西方漢學家。
《瞭》:我聽朋友說，丁玲在晚年，變化比較大。
顧彬:這對我來說也是非常奇怪的。我跟她談過這個問題。如果一個人坐過10年、20年的牢，她會完全變成另外一個樣子。她公開地告訴我，她想打很多人，我覺得一個人到了70多歲，她不應該打什么人。她還在用斗爭哲學的一套來思考人生。美國一位研究丁玲的學者對她也是非常失望。在西方，大概只有我們兩個在認真研究丁玲的作品。
和西方學術界對她的冷遇不同，西方的讀者對她很感興趣，特別是女性，都覺得丁玲是男人的犧牲品，讀了她的作品感到有很大的共鳴。
《瞭》:你在研討會上講到作者和敘述者的分離，在丁玲的問題上，如果拋開政治，你覺得兩者還是分離的嗎？
顧彬:(上世紀)三十年代她受到批評，于是她完全否定了《莎菲女士的日記》的價值，然后還重寫了一個結尾，這完全是錯誤的。我有機會和她談起這個問題時，她沒有正面好好地回答，什么問題她都沒有回答。她還是怕，她不敢。這也是她的悲劇。
當時丁玲已經近80歲了，到了這個年紀，她還要怕什么呢？這是一個多么好的機會，本可以讓我記錄下她真實的想法，不至于現在我們只能靠猜測來想象她的真實想法。
關于政治因素之外的作者/敘述者之間的關系，我仍然堅持我的觀點。我這兩天老是聽人說“王二”就是王小波，這是不可能的，王二是王二，王小波是王小波。一個作家不會也不應該將他真實的生活照搬成小說，他一定會選擇，一旦有了選擇，就會有虛構。
中國作家沒有什么思想
《瞭》:馬原很早就寫過一篇小說叫《虛構》，他說寫小說要天馬行空，但是要有馬有天空，你是否認同他的觀點？
顧彬:對，那篇小說是我20年前翻譯成德文的。如果沒有馬也沒有天空，就會像余華早期的作品一樣空洞。殘雪、余華開始寫的時候，模仿別人的作品，讀者感覺不到他們的生活。如果一個作家，沒有什么經歷，沒有什么經驗的話，肯定沒辦法寫出好的作品來。
余華現在有很大的變化，但也很有問題，比如他的《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和《兄弟》(上)，總在重復一個故事。他太成功了，他在美國有代理，所以他可以什么都不考慮。但是一個作家應該對他的事業忠誠，拿得到錢拿不到錢無所謂。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看，余華和許多中國作家一樣。
馬原的問題是什么呢？他不寫小說了。有一次我在柏林舉辦文學活動的時候，他公開對我說他不寫作，他寫電視劇。但那不是文學，那是垃圾�，F在他就和阿城一樣，出賣自己。一個嚴肅的作家不應該這樣。
《瞭》:我和阿城也聊了一段時間，他的一些觀點我不能接受，他說作家就是乞丐。但從作家個人的生活來看，我也會同情他的觀點，很多人都經歷過這樣痛苦的日子。你怎么看？
顧彬:我不同意，非常不同意。生活確實是一個障礙，但他為什么不在上午寫他自己真正要寫的作品，下午、晚上寫劇本？他和許多中國當代作家一樣，似乎什么都寫完了。
《瞭》:對于中國當代作家，你有很嚴厲的批評，你覺得他們主要的問題在于商業化的沖擊，還是個人尊嚴的喪失？但是你對中國詩人的評價又很高。
顧彬:中國作家的問題是他們自身的問題。中國詩人是孤獨的，他們是中國最優秀的寫作者。和西川、歐陽江河、柏樺、鐘鳴對話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情，對話非常深刻，但我和小說家見面時，往往無話可說，他們沒有什么思想。
《瞭》:那你有沒有比較喜歡的小說家？
顧彬:我還是比較喜歡格非。陳思和跟我說他的小說“太主流”，但看了以后我得說我喜歡。
還有王安憶，我看了她不少的作品，她是個好作家沒有問題，但她是不是個大作家就很難說，格非也是這樣。原來我特別希望王蒙、莫言能成為偉大的作家，現在看來他們問題很大。
《瞭》:那么中國的隨筆和散文呢？
顧彬:我對中國的散文更失望。唯一好的散文是北島的，但他現在不是中國人，是美國人。翟永明也寫過散文，從筆力來看，沒法和北島比。但從內容來看，她可能比北島更有意思。我寫過非常多有關翟永明的文章，我覺得她是個非常重要的作家，但她無法與魯迅、周作人、梁實秋、何其芳相提并論。
我的標準都是1949年之前的作家，看現代的中國作家誰能和他們比。
我和中國作家只有文本的關系
《瞭》:你閱讀中國當代作家的作品主要是通過文學期刊還是書籍？
顧彬:中國重要的文學期刊我都訂了。但我太忙了，每個星期有五門課，而且要看博士論文、畢業論文，所以我需要中國朋友告訴我，我應該看什么作品，基本上，我是通過中國朋友的建議來閱讀中國當代文學的。如果沒有人推薦，我懶得看，作品實在太多了。
我不僅研究中國當代文學。我原來的興趣在中國的古代和中世紀。目前我在寫《中國戲劇史》，還有什么別的時間？
我翻譯了不少中國作家的作品，但我一個人能翻譯多少？翻譯很費力氣，翻譯時不能寫自己的作品，我總是為中國作家犧牲我自己，可他們卻覺得無所謂:他們不搞翻譯，不學外語。有空的時候就喝酒、吃飯，而我一天睡四五個小時，就在為他們忙碌。
《瞭》:西方漢學家的工作往往不被中國作家所看重，你是否也受過許多誤解？
顧彬:漢學家的水平也有高低。馬悅然不懂文學，他知道北島是誰，顧城是誰，可他根本不知道高行健的作品這么差。我是第一個將高行健介紹給西方的漢學家，(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在巴黎見到高行健，當時他是巴金的翻譯。
中國作家對西方漢學家非常不公平，他們根本不知道我們在什么情況下進行研究。一個中國作家不敢、不要抑或拒絕跟我們對話，我們怎么辦呢？我們只能夠看書，和中國作家只能有文本的關系。
(《瞭望東方周刊》何映宇)
沃爾夫岡·顧彬(WolfgangKubin):漢學家、翻譯家、作家、德國翻譯家協會及德國作家協會成員。1945年12月17日出生于德國下薩克森州策勒市，1985年起任教于波恩大學東方語言學院中文系，1995年任波恩大學漢學系主任教授。以德文、英文、中文出版專著、譯著和編著達50多部，如《中國文學中自然觀的演變》、《中國古典詩歌史》等。合編、主編或翻譯的作品有《子夜》、《莎菲女士的日記》、《家》及《現代中國小說(1949－1979)》等。
【來源：文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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