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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曉渡 節譯[捷] V. 哈韋爾《打破平靜》
[2006-11-26 15:10:41]
我的個人“烏托邦”
唐曉渡 節譯[捷] V. 哈韋爾《打破平靜》
問：關于如何找到一條更有意義的組織這個世界的途徑，您目前持怎樣的觀點？
答：我現在的觀點和以前比起來要成熟一些，當然是說比年輕的時候成熟，但仍然非常不確定、含混，還需要根據新知識不斷作出修正。首先，我認為導致世界陷入目前危機的原因是某種更深刻的東西，比某一特定的經濟組織方式或政治體制要來得深刻。西方和東方盡管存在那么多的區別，但都在經歷著這場獨特而普遍的危機。每一種想找到更好的解決之道的嘗試，都應該以反思這場危機為起點。導致這一危機的起因在哪里呢？瓦茨拉夫.布洛赫拉德斯基（Vanlav Belohradsky）曾就此作過極其精采的論述。他在分析近期沖突時寫道，其中之一就是存在于非人格化的、無名的、不負責任而又無可控制的主宰性力量（“大機器”的力量）與作為一個實實在在的個體的基本和原初的利益之間的沖突。
我同樣感到，目前的全球性危機正起源于這里說到的那樣一種基本的緊張關系。我同時相信，這種沖突－－以及這種越來越過度膨脹的力量本身－－與現代文明的精神狀態有著直接的關聯。這種狀態的特點是喪失：形而上肯定的喪失，某種超自然經驗的喪失，所有超個人的道德權威的喪失，和一切更高境界的喪失。這種喪失看來奇怪，卻完全符合邏輯：一旦人類開始把自己認作世界終結意義的源頭和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世界就開始失去其人性方面，而人類也開始失去對世界的控制。
我們正前所未有地經歷著與上帝的分離。就我所知，我們正生活在第一個無神論文明的中期。這種分離有其自身復雜的智性和文化的原因：它與科學、技術和人類知識的發展，與人類理性和人類精神對一切現代事物的興趣急速高漲有關。我感到，現代人這種確信他能了解一切、控制一切的高傲的人類中心主義，是當前危機的某種背景所在。在我看來，如果想要這個世界變得更好些，必須從改變人的意識著手，從改變每一個現代人的人性著手。
人類必須有所醒悟。他必須把自己從這種可怕的、看得見和看不見的、包括從消費到鎮壓，從廣告到通過電視進行操縱在內的整體機制中解救出來。人類必須反抗他在巨大而兇猛的機械性碰撞中－－天知道會在哪兒－－作為一個無助的齒輪的角色。他必須再次從自身內部發現他對世界的一種更深的責任感，而這同時意味著他對高于自身的某種事物的責任�，F代科學（而不是“科學的世界觀”的占有者）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卻不能找到一條救助之道。它的力量不足以喚醒這種新的責任感：這種事情既不是科學也不是技術所能解決的。這看上去有些自相矛盾，但我想有一點將會被證實，那就是，只有當我們轉向道德和精神的方向，以對某種“超世俗”的權威的尊重－－對大自然或宇宙秩序的尊重，對一種道德秩序及其超個人起源的尊重，以及對絕對的尊重－－為基礎時，我們才能抵達一種狀態，一種這個地球上的生命不再受到某種“集體自殺”形式的威脅，變得可以承擔，換句話說，具有真正的人性維度的狀態。這個方向，也只有這個方向，才能導向這樣一種社會結構的創造：在其中個人重新成為其個人，一個有特定人格的人。
問：這是否意味著您在制度問題上拒絕采取某種立場，而建議人類在著手解決危機之前，先等待一種道德和精神的復興呢？
答：首先，按照我的理解，精神復興（我曾稱之為“存在革命”）并不是什么有朝一日會從天上掉入我們的衣兜，或由一個新救世主予以宣告的東西。它是一個生存中時時刻刻擺在我們每一個人面前的任務。我們都能夠而且必須“為此貢獻一份力量”，并且都能夠從此時此地做起。沒有任何人能夠幫助我們，所以我們也不能等待任何人。我可以指出大量證據來顯示精神復興已在進行之中。難道這個世界上不是有很多并不冷漠無情的人，而他們正在嘗試“為此貢獻一份力量”嗎？這是第一點。
其次，無論理性和道德發生什么樣的變化，這種變化都不會外在或前在于我們這個世界，而只能是此時此地的變化，發生在我們社會生活層面上的變化。只要顯示出了這種變化，我們就能因其社會影響而有所感知。它們通過社會生活并就在社會生活中“發生”，好比雕塑家的思想通過并就在他所使用的材料中“發生”一樣。所以，先構想出一個使世界更美好的理念，然后再將其“付諸實施”是不正確的；相反，你是通過你在這個世界上生存的事實來創造這種理念或宣示它的－－可以說，是從“這個世界的材料”中創造它，用“這個世界的語言”來表達它。
問：這么說，您對一種較好的社會制度終究還是有更具體的想法的？
答：我已經承認過我有。左派和右派之間的政治論戰歷來圍繞著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問題，用馬克思主義的話就是，圍繞著企事業究竟是由個人經營還是使之成為公共財產的問題。坦率地說，我并不認為這是個主要問題。在我看來，最重要的是應該以人來評估所有結構，包括經濟結構，而不應該用對那些結構的評估來歸結人。最重要的是不要忽視個人之間的關系－－某人與其同事之間的關系，與其上下級之間的關系，他和他的工作之間的關系，他的工作和他的工作結果之間的關系，如此等等。
一種完全國有化和集中化的經濟（即指令體制下的經濟），比如我們所熟悉的我們國家的經濟，對所有這些關系有著一種災難性的影響。在人和這種經濟體制之間，存在著一條越來越深的鴻溝，這就是為什么此類經濟運作得如此糟糕的原因。一個人在失去了和他的工作、他的公司之間，和許多決策－－這些決策與他的工作及其結果的性質和目標有關－－之間的個人關系之后，他也就失去了對工作本身的興趣。他的公司名義上屬于每個人，實際上卻不屬于任何人。工作者的能動性被這種體制的無名和自動的運行所消解，這種運行既沒有人為其負責，也沒有人理解。經濟生活中所有的自然驅動力，諸如人的創造性和進取心、按勞付酬、市場關系、競爭等等，全都遭到了抹殺。沒有誰因為他工作的結果得到相應的報酬或懲罰。最糟糕的是，人們失去了和他們的工作意義之間的所有關聯。從地位最低的臨時工所做的工作，到中央計劃部門的官僚所做出的決策，一切都落入了這個非人格化的、無名的、自動的經濟運行的巨大深淵。
所有這些都是大家所熟悉的。與此同時，我不相信我們只需揮舞一下魔杖，通過改變所有制就能消除這些問題，或我們在療救這種境況時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回到資本主義。關鍵在于，資本主義也正在與同樣的問題作斗爭（異化問題不就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提出來的嗎），盡管是在另一層面，以不同的日常方式：例如，眾所周知，龐大的私營跨國公司就非常像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由于高度工業化、集中化、專業化、壟斷化，最后，由于自動化和計算機化，個性喪失和失去工作意義的局面到處都變得越來越深重。與此相伴隨的，是體制對人們生活的全面操縱（不管與極權主義國家比起來，這咱操縱是怎樣的不顯眼）。IBM公司當然要比斯科達工廠經營得好，但這并沒有改變這樣一個事實，即這兩家公司長期以來均已喪失了其人性向度，均已把人變成了自身這部機器中的一個小小的齒輪，和這架機器生產什么，為誰生產，以及在這個世界上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完全是兩碼事。從某種觀點來看，我甚至要說IBM公司比斯科達工廠更糟糕。因為斯科達工廠只是偶或為滿足落后的經互會成員的需要制造過時的核反應堆；而IBM公司卻在其雇員對他們的產品之于人類精神和人類社會有什么意義毫無影響力的情況下，使世界充斥著越來越先進的計算機。這究竟是在奴役還是在解放人類？是要把我們從末日中拯救出來還是使我們離末日更近？兩家公司都沒有發言權。這樣的“大機器”不是以人為尺度構建起來的；至于IBM是資本主義的、高利潤和高效率的，而斯科達是社會主義的、虧本的和低效率的，在我看來只是次要的事實。
也許，現在您更清楚我持有怎樣一種“體制的想法”了。對經濟單位來說，眼下最重要的事是保持－－或者不如說，更新－－其與個人之間的關系，以使人們所做的工作具有人的性質和意義，使人們能夠看清他們所為之工作的企業在怎樣運作，在其中有發言權并為之承擔責任。這樣的企業必須－－恕我重復－－有人性；人們必須作為人在其中工作，作為有靈魂、有責任感的人，而不是無論多么原始或多么高級的機器人。很難為這種指標找到一種經濟學的表達，然而我認為，它比我們到目前為止一直在孤立追求的所有其它經濟指標都更重要。
我們的關切并非只涉及作為工人的人；我們所關切的是他工作的普遍意義。此外，我是就最廣泛意義上的工作談論它所應具有的人類質量的尺度，而不只是指生產的數量，或抽象的“質量本身”。另一方面，無論你選擇的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這都是很難用表示經濟增長的高斯曲線來表達的。重要的是，例如，人在這個世界上應該有個家，而不是只有個棲身之所；他的世界應該有一種秩序，一種文化，一種風格；自然環境應得到保護，應敏感地予以開發利用，哪怕犧牲生產的增長；自然神秘的創造力、它無限的多樣性及其互相聯系的不可思議的復雜性應該受到尊重；城市和街道應該有自己的面貌、氣氛和風格；人類生活不應被納入生產和消費的老套，而應向所有的可能性敞開；人不應像一群被放牧的牛羊，受消費品的選擇和電視消費文化－－無論這種文化是由三大相互競爭的資本主義電視網所提供，還是由單一無競爭的社會主義龐大電視網所提供－－的操縱，從而過一種標準化的生活。簡言之，重要的是，一種制度表面上的多樣性，或另一種制度令人厭惡的沉悶，都掩蓋不了沒有意義的生活那種同一的深度空虛。
綜此，我傾向于贊同這樣的經濟體制：它建立在盡可能多的分散的、結構多樣化的、最好是小規模的企業的基礎上，這些企業應該考慮到不同的地方特點和不同的傳統，應該通過保持所有制的多元化來頂住單一化的壓力，從私人所有制（在工藝、手工業、服務業、小生意、零售企業和農業地區，當然也包括文化等領域內，這是不可缺少的）到各類合作和控股企業的集體所有制（與自主經營方式相聯系）直到國家所有制，都是如此。當然，在它們各自的領域內，決不應排斥其它不同的所有制形式的存在。任何有關這種多元經濟的中央法規（以及一些最低限度的基本法規）都應建立在對以下問題不斷保持高度敏感的基礎上：什么會對人類存在的普遍利益有所貢獻？什么又會限制和損害這種普遍利益？當然，對這類問題的裁斷不能取決于國家官僚，而應取決于經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政治實體，取決于后者所依據的公眾意見和專家意見之間的持續對話。
至于政治體制，我并不過分信賴那種傳統的方式，即由兩三個政黨來作為民主的唯一可能的保障。如果說共產黨國家里所有的權力都集中在一個由單一政黨操控的官僚機構手里，那么不難理解，有兩個黨－－二者都接受自由表達的公眾輿論的檢查，而公眾可以在二者間進行選擇－－的情況要好一些。但后者也不理想。還有，假如選舉的是人而不是政黨（即假如能選舉不屬于任何政黨的人）的話，那就更有意思了。那樣政治家們就會尋求這樣一些選民的支持：他們是作為行使其自身權利的個人，而不是龐大的政黨機器的附屬品或黨的寵兒參選。對政黨數量的多少不應有所限制，但它們只應像是個政治俱樂部，人們可以在那里琢磨他們的看法，作為個人相互了解，并尋定他們中管理國家事務的最佳人選。政黨不應直接參加選舉，也不應得到許可，賦予任何人以一種優先的、壓倒一切的權力。換句話說，政黨不應直接參與掌權，因為這樣做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官僚、腐敗和不民主。他們應該成為那些被選舉出來參加掌權的人的知識基地，為他們提供思想和改進觀點的機會。
我并不反對有著廣泛的共同利益或分享共同觀點的團體聚合在一起。我所反對的是模糊個人的責任，或給誰一點兒小錢以獎賞他對某個正一意掌權的集團的順從。
這是我個人的“烏托邦”。我本不想去談論它，您是第一個迫使我把它說出來的人。我希望，即便是這些概略的、猶猶豫豫的話，也將進一步確定我的觀點，即，如果沒有人類意識的重大轉變，就不能指望“體制”真正從根本上獲得改善，而人類意識的重大轉變是不能通過簡單地在體制上變個戲法來完成的。很難想象，人們未曾如我所說的那樣“有所醒悟”，卻又產生了我在這里所嘗試描述的那種體制。這不是革命家或改革家能捎帶來的什么東西；它只能是一種更普遍的精神狀態的自然表達，在這種精神狀態下，人類能夠高瞻遠矚，能夠證明他即便對那些并不立刻關切到他的事物也能－－以未來的名義－－承擔起責任，能夠為了共同和全體的利益而舍棄一已私利。沒有這樣一種精神，即便是經過了最周密的思考而制定出的體制改革計劃也將落空。
（節譯自《打破平靜》）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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