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目前探索得最遠的中國藝術家
徐冰：左腦毛澤東，右腦科學家
假如中國有10個徐冰，會不會成為一個超級藝術大國?正是由于這個假設不存在，徐冰才顯得這么立意孤絕--一個藝術家在復數藝術的道路上走再遠，也無法從“人”成為“人民”。
我能夠想像徐冰出現在機場時的情景：他的目光越過人群，停留在那些閃爍的指示牌上，若有所思。他伸手去取免費的手冊，快速地翻動，上面畫有各種圖示、標志，從禁止扔垃圾到向左轉。這些機場指南手冊最后被他裝進了自己的行李箱。
這是一個神奇的登機客，一個奇特的旅人，52歲的他看起來像個韓國人，戴著圓圓的黑框眼鏡，樣貌神似韓國的建筑師承孝相，但比他年輕。他笑起來有兩顆若隱若現的虎牙，顯得天真。他總是在低頭沉思，伴隨著輕輕地咳嗽（我印象中是）。
那些機場指南手冊以及別的報刊剪報、印刷品，在五年時間內，都落入到徐冰的手中，在他位于紐約布魯克林區的徐冰工作室里，他打開給我看：這是兩個巨大的箱子，是他積累的資料的一部分，里面充斥著各種各樣視覺符號的平面出版物。
他的助手張加在一臺顯示器很大的蘋果電腦上操作，那些視覺符號都被輸入了電腦，這個女孩子做了很多細致的辛苦的工作，為徐冰書寫的一本神奇的小說而努力著。
“我正在寫一本小說。”徐冰取過來一個硬皮本，翻開來給我看，但上面沒有一個字。“我想用視覺符號來寫一本小說，無論是哪個國家的人，老人還是孩子，都能看得懂。”
他的女兒徐絲易樂于翻閱這本書，上面講的是一個人，要趕飛機，早上被鬧鐘鬧醒，急急忙忙出門打車，但交通很堵，他好不容易打上了一個車......這大概是一個人一天里發生的故事，其中還有傳遞信件或情書的細節，總之，這雖然是一本尚未完成的瑣碎的小說，但并不妨礙他的7歲的女兒看得津津有味。
這是他的最新系列作品《地書》的尚未發表的階段性成果。他曾經受邀在斯圖加特美術館展出過他的《地書》部分，徐冰把他的工作室的場景移植到了美術館，這些變成了展出的一部分。這暗示著《地書》將是一個沒有開始沒有結束的計劃．
他這樣闡述對《地書》的思考：“《天書》表達了我對現存文字的遺憾. 而這本《地書》，則表達了我一直在尋找的普天同文的理想。我知道這個理想有點太大了，但意義在于試著去做。 ”近年來，互聯網迅速擴展，電腦中Icon語言的大量出現，使得徐冰這個項目變得更加復雜和龐大。 “但越是這樣我越能感到這項工作的意義所在。不管你講什么語言，也不管你是否受過教育，它們平等地對待世界上的每一個人。”
二十年前，徐冰做過一部叫《天書》的作品，這部作品發明了幾千個“偽漢字”，他將它們用活字印刷的方式印了100套。中央美術學院版畫系主任蘇新平依然記得當年這位“師長”就住在他宿舍對面，在一段時期內，閉門不出，整天就在屋子里雕刻他的那些偽漢字。
那只是好玩、無聊或苦悶的產物，但由此引發的美術界對“徐冰現象”的關注卻不期而至，1988年和1989年，對他作品判斷的冰火兩重天出現了：前一年還在中國美術館舉辦個人版畫展，后一年就被作為“新潮美術錯誤傾向的集大成”而遭受批判。
徐冰在做天書的時候，顯示了他具有科學精神的一面。他對中國文字的反向鉆研，碰到了一個具體的問題：這些手工木活字的技術已失傳，在印刷的時候這些刻出來的字會因為跟紙張的角度不是直角而印得不平整。這時候，徐冰的動手能力和作為一個藝術家對精細技術的掌控能力就表現出來了，他更像是那個活版印刷的先驅科學畢昇。最后，當北京郊區大興一個印刷廠的老師傅對試印出的第一頁《天書》透露出驚訝和敬佩的表情時，徐冰的得意達到了頂點。
徐冰將這份得意保留至今，他坐在紐約大都會街離他家不遠的一家餐廳里，講述了這段歷史。這是個陰天，云層很低，紐約剛剛下了兩天大雨（據說是很難遇到），街道排水系統的老邁堪比北京。
與徐冰見面，使人處于一種癲狂的狀態，沒有多余的廢話，完全沉浸在他的思想之中。
由于附近的餐廳客人太多，我們在他家附近的早餐廳用午餐，餐廳里刷著綠色的油漆，洗手間里有紐約街頭常見的涂鴉。兩個人都不挑剔，就著冰水、煎蛋、薯條和面片在火車沙發椅上對座，然后交談。
我們興致駁駁地談到了《天書》還有許多后續工作要做，比如在全球找100個人來讀《天書》，然后把讀后感作一社會學或人類學的紀錄，這一大型的田野調查尚未排上徐冰的議事桌面。
徐冰說：“天書是問題的提出者，這是一種雙腦思維下的、越界的產物。”
這番話與外界對他的確認有異曲同工之妙。他用9．11 灰塵制作的裝置《何處惹塵埃》獲得首屆威爾士國際視覺藝術獎（Arts Mundi），這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藝術獎項之一。評委會主席奧奎在授獎辭中評價他說：“徐冰是一位能夠超越文化界線，將東西方文化相互轉換，用視覺語言表達他的思想和現實問題的藝術家。”
徐冰興致勃勃地是另一個項目，他兩年來一直在思考、但并未完全推動的“肯尼亞植樹項目”。在徐冰的構想中，他要研發一個“自循環系統”，一端是物質援助進入，另一端是在肯尼亞這個國家的樹在生成。所有中間的環節就是徐冰要著手解決的工作。
非洲肯尼亞綠帶項目是由環境部長旺加里?馬塔伊發起的，她也因此獲得了2004年諾貝爾和平獎，馬塔伊發起組織種植了3000萬棵樹，以阻止這塊土地上的荒漠化。但幾年過去了，這個綠帶又遭到了破壞而未能連為一體。
“藝術家需要有一種普世價值。”徐冰的眼睛在鏡片后閃著光芒，他說：“藝術為人民。”
《藝術為人民》是他為紐約現代美術館創作的大型旗幟計畫，被蘇士比拍賣公司用來做了畫冊的封面。
徐冰的左腦仍然停留在毛澤東時代的思想之中。上世紀80年代之后，他就移居美國，近20年來，他的所有重要作品基本上是在世界藝術的現場發生和完成的，這些作品無一例外的帶有以下印痕：東西方語境的交匯、視覺與文字的交匯、平面與立體的交匯、材料與語義的交匯、作者與觀者的交匯。
其中，最本源的思想源泉仍是毛澤東。“我一直在尋找普天同文的理想”、“平等的對待世界上的每一個人”，這樣的語匯在徐冰那里閃耀，再自然不過。他甚至反思自己的“作品之路”，“我要認真去做那些有益處、值得去做的事情。”
盡管徐冰是毛時代的受損者，他說：“安迪沃霍爾在復數性藝術道路上前進時，我還在田里干農活。”他仍然受毛澤東思想的影響巨大，“我們是毛時代的嬰兒，世界上所有藝術家的前衛性，比起毛都是小巫見大巫，怎樣從文化上和方法論上分析毛的思想是一個必須去做的課題，這個功課做好了，我思維上的準備就不比別人弱。”
但是，并不能據此認為徐冰是個左派知識分子，他不暴力、革命，亦不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你倒不如把他看作是一個面向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徐冰說：“我面對的傳統有兩個，一個是毛澤東的背景，另一個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父母的教育，它變成血液里的東西。”
徐冰并不擔心復數藝術被人抄襲，“藝術不是聰明不聰明的競賽，不是點子的競賽，而是把人外化、物化的過程和對工作的價值延伸。”人是有局限的，徐冰說“要把局限性用好”。
“自循環系統”的設想或即將發明令人想起他不是一個藝術家，而是一個科學工作者和社會工作者。你想想，假設兩美金等于10棵樹，一個美國家庭的孩子用兩美金從網上訂購了10棵“樹”（中國字，由徐冰教給肯尼亞的孩子們寫，通過復數藝術的手段編號紀念），在肯尼亞的綠帶上就增加了10棵樹，與此同時，大屏幕上有肯尼亞傳來的信息，每秒鐘都在用圓點顯示＂木＂的符號。
他的科學工作者的心態從未停止過，你可以這樣理解，他的左腦是毛澤東思想，而右腦是科學家的創意。他設計制作的緩動電腦工作臺與其說是一件藝術品，不如說是緩解肌體和視覺疲勞的專利發明。這個緩動電腦工作臺就在他的工作室里應用，電腦屏幕通過臺托在不易察覺地緩慢移動，以此來進行視力保健和緩解電腦病。
他在印刷上所下的苦功，更是以一個科學家的態度來完成的。1992年，他在美國南達科塔的威米蘭小鎮學習造紙和西方書籍裝訂。1996年，他完成英文方塊字教科書的編寫和印制。2001年，完成英文方塊字電腦字庫軟件，同年，哲學家德里達在徐冰《書的結束？》個展上作了題為《The End of the Book or theArchive to Come》的演講。徐冰視覺藝術的重心在印刷、電腦、文字、符號、材料這些媒介和媒介物上。
《地書》是“圖”書，更是一部視覺LOGO的集大成者。在我返回徐冰工作室的時候，腦子里冒出了奇怪的念想：他的工作室仿佛是一個蘊藏巨大能量的核庫，那些視覺符號和標志（ICON）像能量一樣正在向四面八方逃逸并擴散。
總之，徐冰的《地書》乃成，是會讓天底下的平面設計師都感到崩潰的一件事，他用毛時代的豪邁和科學家的嚴肅鏟平了平面設計的世界--他并不是想破壞什么，而是又一次做了別人想都沒想過的事。
紐約大都會街540號
探訪徐冰工作室
徐冰的工作室是一幢三層樓，他買下了大都會街540號的房子。這個靠近地鐵站的臨街樓層曾經是個面包作坊，在雨后看起來清新，與紐約保留下來的許多工業化時代的房子相比，它具有同樣的氣息。
臨街的鋪面曾經被當地的其他藝術家開了一個美術材料店，服務于這個被稱為＂新SOHO ＂的藝術家區--這多像毛時代的作風啊，或者說是他少年時期的某種缺失所致，在中國北方農村（下放務農1974-1977）繪畫工具的貧乏終于因若干年后在紐約工作室下有一家美術用品店而得到補償。
左邊的門通向他的工作室，右邊的門通向他的住所。這是一個隔斷式的設計，在后院的閣樓上被連通起來了。后院的左邊有一棵桃樹，光禿禿的，滿地是被前夜風雨打落的花瓣，右邊靠近小木屋有一叢竹子，顯示著主人的隱逸趣味，與之相對應的是，在工作室內部的大廳里，一個大的木箱上擱著英文版的《王維詩選》。鄰居家后院的一株粗壯的白玉蘭樹開得耀眼，成片的紫色玉蘭花像是在“借景”給徐冰家的觀賞者。
他的畫室在二樓，每天在這里寫字，右側墻根下放著他收藏的兩幅畫，一幅是他老師古元的版畫，另一幅是安迪沃霍爾的作品。徐冰開玩笑說，這個用一部《天書》從朋友那里換來的安迪沃霍爾的作品，現在看來有些不劃算，因為《天書》的市場價值已經遠遠超出了安迪的這幅作品。他只是開個玩笑，說說而已。
曾經是面包烤爐房的地方現在變成了半地下室，仍然保留著意大利磚結構的拱頂，堆放了一些雜物，墻邊上隨隨便便豎立著幾幅徐冰創作的版畫，是為練習毛筆而作示范的教學用圖。
一樓的一個大平臺上，徐冰的許多幅寫完的對聯擱在那里，這就是他能夠在“復數藝術”中不斷創作下去的“英文方塊字”。如果說，《天書》是對東方文化發出的一種“糾錯”或“窮極”的聲音，英文方塊字則在此基礎上達成了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解與“互文”。從某種意義上講，英文方塊字的出現比《天書》更有創造力。
《對復數性繪畫的新探索與再認識》是徐冰1987年的碩士畢業論文，這篇論文在美術圈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他昭示著版畫領域內新的側重點和方向：“我所強調的是作為繪畫的具有美學意義的復數性。它是一個至今很少被人們注意但卻實為版畫之精髓的嶄新領域。”徐冰在20年前指出，復數性繪畫更接近現代社會的規范化、標準化，科技感強，復數性明顯，“有一種深層精神的，十分理性的，滅除或控制過感情之后的人工美。”
英文方塊字正是這樣一種復數藝術思想的延續性產物，對于印刷、書法的熱愛使得徐冰在藝術家群體眼中，成為一個“書法很棒”的人，他的書法中，同樣不是流動的氣韻，而是具有刻痕和標準字體感覺的作品。
在樓梯口，掛著廣州美術館贈送他的一個石英鐘，鐘上的時間刻度都是徐冰用英文方塊字的手書，這同樣是一個復數藝術的版本，它可以大規模得到運用。
樓下是他另一位助手Jesse辦公的地方，墻上掛著一張老上海的招帖畫。Jesse在中國呆過，中文很好，他正在那里從電腦上閱讀美國詩人E.E. Cummings（康明斯）的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