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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新·詩歌，或悲痛的余燼
[2008-6-12 21:45:15]
詩歌，或悲痛的余燼
王家新
詩人何為
武漢的詩人李以亮來信，為《漢詩》“汶川之后，詩歌是如何可能的”專欄約稿。但是，從何談起？這正像面對一座燃燒過的且余震不斷的城鎮，該從何入手？
我試著把問題限制在和詩歌寫作有關的范圍，可是，這也很難。詩人西渡前些天來信坦言“這次地震我一個字也沒寫……我覺得詩很難面對這種巨大的公共災難。我沒有辦法為它找到一種個人的語言”。他很準確地說出了很多詩人所面對的困境。
但這一次，我似乎沒有考慮這么多。一切也不容我們去“考慮”。這場地動山搖的巨大災難，從一開始就把我完全“帶進去”了。在那最初的幾天，在那些揪心的日日夜夜，除了緊盯著電視和上網搜索一些消息，我什么也不能干。
我想寫詩，但深感無力。似乎語言也被悲痛燒成了灰燼。上網去看看，“詩人何為”也被人們提了出來。詩人何為？這還需要從理論上探討嗎？不。在這樣的時刻，詩人就是流淚，就是被悲痛攔腰擊中，就是在那忍不住的淚水中盤成一團……
我就這樣“寫了”。但與其說是作為一個詩人，不如說是作為“悲哀的學徒”，在血肉中艱難勞作，并且，一任那慘痛的板塊在內心中沖撞，直到傷口被一再撕開……
這些是“詩”嗎？我想都沒想。以后編詩集，也未必會把它們全部選入。但是，正是這種寫作經歷，使我深切體會到猶太裔作家、“奧斯維辛”的幸存者凱爾泰斯所說的一句話：“即使現在：有誰談論文學？記錄下最后的一陣攣痛，這就是一切”。
孩子，我們的愛，我們的創傷，我們永久的疼……
為什么這次大地震如此讓人難以置信，那就是因為那些孩子：那些從廢墟里刨出來的一個個眼睛緊閉的孩子，那些揭開水泥板后慘不忍睹的一窩窩疊壓在一起的孩子，那些成群漂在水上的還系著紅領巾的孩子……
大地震在人類的歷史上發生過一次次，但死沒有死過如此多的學生和孩子呢？這不僅讓人哀痛，更讓人悲憤。那些悲慘的畫面，那些呼天搶地的聲音，撕開了一個個中國人良知的創傷。
我在大學教書。地震后的第一課，我讓學生們讀的是詩人余笑忠的詩《悼沙蘭逝去的孩子們》：
這人間有高處，但你們攀爬不上
你們的父親母親也攀爬不上
這人間有歌聲，照樣有歌聲
但你們的嘴里含著污泥濁水
你們的父親母親嘴里也含著污泥濁水
沙蘭是黑龍江省一個偏僻的鄉鎮。在幾年前的一場洪水中，那里有一百多位小學生在教室里被活活淹死。洪水過后，人們在墻壁上發現了那些掙扎的孩子們留下的手印。那些絕望的手印，那些在發出呼喊的手印！
慘痛的是，悲劇不僅再次發生，而且竟然如此大規模地發生！對于這次地震后一些詩人寫詩，有人在一邊發出了譏諷聲，說你們沒有親歷地震憑什么寫詩？我想請這種人住嘴。那一幅抱著孩子的尸骨朝天悲憤大叫的父親的照片，足以使任何一個還有人性的人五內俱焚！
更令人驚異的是，人們的傷口還在流血，已有人開始“奉勸”那些失去孩子的災民了，說他們的孩子已在天國里成了菩薩，就不要被什么勢力“利用”并破壞目前這點“動人的氣氛”了。我真是為中國還有這樣的文人悲哀。不過，也應該感謝這位文化名人，因為正是他使我想到了魯迅在《紀念劉和珍君》中所說的那些話：
“我只覺得所住的并非人間。四十多個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圍，使我艱于呼吸視聽，那里還能有什么言語？長歌當哭，是必須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幾個所謂學者文人的陰險的論調，尤使我覺得悲哀。我已經出離憤怒了。我將深味這非人間的濃黑的悲涼；以我的最大哀痛顯示于非人間……”
是的，哪里還能有什么言語？還能有什么文學與詩？一個詩人所能做到的，只能是以他的最大哀痛顯示于這非人間。多少個還沒有開始就結束的生靈，多少個破碎、消失的家庭，多少個悲苦無告的心靈！我真不知這心靈的重創何時可以恢復——此恨綿綿無絕期！
就在震后一周，我還看到了一幅照片，我想幾乎整個中國人民都看到了這幅照片——那就是那位背著兒子的尸骨返鄉的山民。在地獄般仍在冒煙的峽谷間，他趔趔趄趄地走著，背著從學校的廢墟下找到的全身已變得僵硬、比他還高半頭的孩子的軀體。他要把他帶回家——那里，青山埋忠骨啊。他已沒有了淚。他的臉上，甚至不帶有一絲悲哀……
我看著這幅照片，說實話，我已無力去正視它……
這樣一幅照片，已把我們一生的淚流盡。
如果還自認為是屈原、杜甫的后裔，那就看看這幅照片吧，那就試著去說出這位父親在內心里要說出的話吧。
“去做一點實事”
“謝謝你發來的詩。盡管語言‘已被悲痛燒成了灰燼’，我還是流淚了。為了被壓在最下面的人民。為了那喊不出的寂靜。謝謝你。” 這是一位在珠海的朋友的回信。
正是這一聲“謝謝”，使我知道了一個詩人的責任所在。面對如此巨大的災難和哀痛，這幾首小詩，真是顯得太蒼白、甚至太不真實了。如果一個詩人還要因此而“自得”，那簡直是一種恥辱。
在這種意義上，我理解那些一開始就選擇沉默的詩人，因為他們知道這里面的巨大難度。
但是，無論寫或不寫，一個詩人在這種時候都有一種不安。這真是一種兩難。也許，他最希望的，是到一線去做一個救援者？是的，去做一點實事吧。去到那傾盆的雨水里、泥水里、血水里，去切身感受那大地的搖晃和撕裂，去幫著抗礦泉水和方便面——那可比詩管用！
在詩歌圈里，有些詩人已在這樣做了，如翟永明等。還有藍藍，她雖然沒有去災區，但卻托人幫她聯系上了一個從廢墟中救出來的五歲的孩子，她要資助他上完高中。她還和孩子的母親通了電話，在電話中雙方忍不住大哭——她們已緊緊地摟在了一起！
我上大學時的母校武漢大學的年輕詩人李浩，放下了畢業前的論文答辯和寫到一半的長詩，很堅決地去做了志愿者。他一直到了什邡的某個偏遠的重災鄉村，那里已是一片廢墟，連水也被尸體污染了，每天都有余震。他們在那里幫助災民，吃的喝的都很困難，還要面對洪水和可怕的疫情——實事上，他和其他志愿者去后沒幾天就被感染上了，渾身起紅斑，癢疼難耐。他不知道這是什么病癥，那里也沒有任何救治條件。他在武漢的同學為他擔心，但他說他不想走，他要把一切都獻給這里。
聽他的同學在長途電話中這樣說，我頓時淚涌。我不僅受感動，更為自己還待著不動愧疚。我所能做的，是馬上去了解這種感染，是找人為他們送藥，是想方設法把他們弄出來救治。當我知道了這種尸毒感染如果進入血液里很快會致人于死命時，我什么也干不下去了。我想，要死，還是讓我們這些老家伙去死吧。我們已死了太多的年輕的生命了！
我不知這是一種什么沖動，只知道必須馬上去做。好在我當即打電話聯系上了胡續冬，胡續冬又很快聯系上了成都的馬雁……后來的后來，我只能說多虧這兩位了。
“救一個人，也就是救了整個世界”，這是電影《辛德勒的名單》中的一句話。而我們又做了些什么？比起那些身處地獄的生命的救助者和自愿者？（山東女詩人宇向來信說，她寫的詩全是愧疚、愧疚！）如果我們真的做了一點什么，或“捐”了一點什么，那也只是減緩我們良心的負擔和不安的一種方式。
我甚至要說，這也是自我救贖的一種方式。愛爾蘭詩人希尼有一首詩專門寫契訶夫去流放地庫頁島看病人。契訶夫為什么要背起他的醫療包？僅僅因為他曾是一個醫生嗎？希尼不這樣看。該詩的最后是，“他要把自己奴性的血擠出”，他要“尾隨一個囚犯的引導走遍庫頁島”！
那讓一位作家放下一切而“尾隨”的“囚犯”，就是他的負疚感，就是他的自由的良心。
一個沒有良心的負擔、沒有負疚感的人，又怎么可能會是一個可以得到拯救的人？！
看到一幅某災區的“父母官”跪下的照片，我真不知說什么為好。我真希望他下跪不是為了阻擋那些手棒孩子的遺照去上訪的悲苦無告的父母，更不是為了他自己的仕途，而是出自那貫徹全身的悲痛，出自那更高的不可抗拒的意志，出于一種深深的負疚感……
如果是這樣，那他就或許有救了。
我們不能到一線，那就在我們僅有的語言中深深地俯下身來吧。詩歌無法介入現實，但卻有可能介入心靈。
說到底，所謂“詩的承擔”，無非是承擔良知對我們的目睹。
魂兮歸來
“有抗震詩速發來”！地震后的第三天，同其他詩人一樣，我的手機上就出現了這樣的短信。
但是，沒有“地震詩”，也沒有“抗震詩”。寫詩不是趕浪潮，也不是表態。這類說法，以及對它的火熱炒作，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死者的不敬，也是對詩歌的無知。
我倒是更看重那些來自詩歌內部的更為認真的反省。這次大地震后，我收到武漢的年輕詩人黎衡的來信。他說這次大地震，使他也不得不面對著“寫作的意義”和“詩人如何對殘酷的現實發言”這類問題。他在信中抄錄下了我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寫下的《瓦雷金諾敘事曲》一詩的結尾部分：“一首孱弱的詩，又怎能減緩/這巨大的恐懼？/詩人放下了筆。/從雪夜的深處，從一個詞/到另一個詞的間歇中，/狼的嗥叫傳來，無可阻止地/傳來……/蠟燭在燃燒/我們怎能寫作？/當語言無法分擔事物的沉重，/當我們永遠也說不清/那一聲凄厲的哀鳴/是來自屋外的雪野，還是/來自我們的內心……”他說這幾乎是所有中國詩人和詩歌的“元問題”。這些天，他一直在與自己做著這樣的爭辯。他說他前一段在寫一組詩，寫到第五節的時候，地震爆發了。那天晚上他試圖繼續往下寫，但是再也寫不下去了。他覺得自己過于冷漠、虛偽、無力，“第七節就像被地震擊中了一樣，懸在了那里”。他知道了如果一個詩人連對這樣的災難都冷漠了，還自以為具有優越感和豁免權，那么還不如不做這個詩人。
他還講到地震的第三天，他看到武漢虎泉夜市還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令人難以置信，“更可怕的是，很快我也跟一起吃飯的朋友們加入了其中”。到了那里，他這才想起了里爾克的詩句“苦難未被認識/愛也沒有學成”，并不由得流下了淚水……
讀到這樣的信后我真是不能平靜。我多么希望能有更多的詩人展開這樣痛徹、深切的內省！
我想起了第一個追悼日即5月19日的晚上，我和詩人多多等一起參加了在中央美院的悼念和朗誦活動。在黑暗的夜空下和閃爍的燭火中，美院學生集體朗誦了屈原的《招魂》，那“魂兮歸來！反故居些！”的哀切呼喚，使我在黑暗中忍不住一陣顫栗。
那么，為誰招魂？為一個民族、為那些悲慘的流離失所的生靈？是的，但對一個詩人而言，這還是在為他自己招魂（其實，關于《招魂》，歷來就有一種“自招”說，即詩人在悲涼的流亡途中“自招其魂”）。回想這十多年以來的情形吧，生逢一個徹底商業化、娛樂化、惡搞、做秀的時代，如果說我們曾有一個靈魂、曾有那么一種詩歌精神，那我也感到了它那無望的告辭。我們要挽回它的一切努力似乎也都是徒勞的。
在這種意義上，應“感謝”這次山崩地裂的慘痛經歷：它導致了人們“良心發現”。它使一個不死的詩人，強忍住兩千年的淚，又來到了我們中間……
而這就是拯救。那在黑暗中的顫栗，那在寫作中不由自主涌出的淚，成為對一個詩人的拯救。
“地震時代”的寫作？
有人說的不錯，現時代的文化肖像是一位流淚的詩人。然而，僅僅流淚還不夠，而且淚水也有可能淹沒詩歌。
僅僅是痛苦也還不夠。還要去問，究竟是什么在我們身上痛苦？
真正有意義的寫作，就是這樣一種追問和發掘。
就在大地震后沒兩天，有的學者就這樣沉痛地寫到“……愛中華者，當為中華哀……圣火應該停一停，國旗也該降一降，就為黎民百姓降一次吧，他們不是偉人，只是遺骸，遺骸千萬，只是無言。”
這不是詩。這只是幾句話。但沒想到就是這幾句話，因為其中的字眼，很快就引發了眾怒。
我們就處在這樣一個“地震時代”（王曉漁語）里寫作。
的確，什么都被震出來了。那么，面對這場災難，尤其是面對媒體上和我們身邊響起的一片嘈雜聲、咒罵聲、抵制聲、加油聲、請命聲、哀哭聲、逼捐聲、奉勸聲，寫作不是確定“立場”又是什么？哪怕我們是在找一種個人的語言，也是在確定。
“山崩地裂之后/‘人民’就不再是抽象的了”，因而我也知道了自己的立場何在。少唱那些高調吧。詩人，在這個時候只能靠他的淚水引路。一個中國詩人，也只能靠屈原、杜甫這樣的亡靈為他們引路。
但是，問題還不僅如此。因為寫詩不是表態。在哀悼日，一個詩人應該和他的血肉同胞站在一起，但當他寫詩時，他就必須發出屬于他個人的聲音。四川詩人楊黎《地震》一詩的最后一句是“在眾志成城的好時代，我有點孤獨”。是的，孤獨，堅忍不拔的孤獨，這就是詩的內核。
因此，一個詩人在這個時候寫詩，并不意味著像有人譏諷的那樣加入了什么“集體抒情”，或放棄了他的“個人寫作”。相反，在一個集體悲情、愛國狂熱淹沒一切的時期，在一個以各類“政治正確”來替代甚或壓制反思的時期，一個有良知的詩人和知識分子還要堅持發出個人的聲音。希尼在《詩歌的糾正》中就曾引用過西蒙娜•薇依的這樣一句話“遵守引力的力量，這是最大的罪”。
但是，即使是這樣，我們的寫作是否就達到了一種“絕對的誠實”呢？
不一定。因為我們很容易被自己所欺騙，也很容易被自己所感動。
這真是一場考驗，似乎你寫下的每個字，都在經受著無情的檢驗。從真實到矯情，從獨立到流俗，從準確到空洞，似乎也只有半步之隔。大地震后我在報上讀到的第一首詩是“我的心和千百萬旗幟一起飄向汶川”，我一讀便在心里想“完了，這個人完了”，而這個人曾是我的朋友，也曾寫過一些不錯的詩。真是殘酷啊。
那么，是什么在這個時候檢驗我們？——是那巨大的災難，是血寫的一切；是那無數個痛苦的生靈凝視我們的目光。
看來，“地震時代”的“抒情”并非那么容易。在這個時候寫作，其實比平常時期要更有難度。這是一種面對死亡的寫作，也是一種被眾神目睹的寫作。那撰刻詩句的刻刀，必須真正觸及到堅硬的大理石。
這也使我意識到，“地震時代”的寫作，其實無一例外都是一種“道德寫作”。那么，什么才是一個詩人最大的道德呢？那就是對語言的珍惜。他對語言的關注和珍惜，就是他對生命的關注和珍惜。
正是這最后的一點，將一個真正的詩人與其他人區別開來。
“偉大的樹，把悲哀散盡”
大地震、心復活、詩歌潮。但是這里面也需要明察。這就像作家陳希我在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人們似乎一夜間就學會了祈禱，但又不知向誰祈禱。那些擺列成心字形的燭光晚會，一點沒有哀痛的氛圍，倒像是在舉辦生日party，充滿了小資的浪漫情調。
與此相關，在人們的傳誦和媒體的炒作中，“感人”或“抒情”成為詩的唯一標準。人們感嘆來感嘆去的，是那首孩子快抓住媽媽的手共赴天國的詩（據說那是山東一位作者根據幾年前一首寫給病女友的詩改寫成的，這真是耐人尋味），那些真正有深度、有力量、有藝術個性的詩，以及那些真正對中國詩歌重要的問題，反倒是被遮蔽了。
因此，“汶川之后，詩歌是如何可能的”這種探討和反思就有了必要。
正因為這個話題，我想起了這次大地震后不少人所套用的“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可恥的”這句話。這句話，阿多諾當年那樣說是有意義的。但在今天，面對如此的災難，一個詩人怎么可能無動于衷？拿這句話當“口頭禪”的人，本來想深沉，但卻輕狂了。
還是更負些責吧。問題根本不是一個應該寫或不應該寫的問題，而是怎樣寫的問題，或“如何可能”的問題。廣西詩人劉春在一首詩中寫到，當他看到廢墟下一個孩子緊握的筆，這才意識到他以前寫下的詩是多么蒼白！我想，這才是一種誠懇、有益的反省。
在這場災難中，閃耀著人性的黑暗和光輝，但是，沒有英雄，也沒有先知。中國詩歌需要的是良心，而不是什么假先知或偽先知；需要的是更為獨立、深入的寫作，而不是什么炒作和比賽。的確，有何勝利可言？四川今年的高考作文題是“堅強”，據說許多考生一邊流淚一邊寫下了他們的“堅強”。這才是一種真實的“堅強”。
沒有“地震詩”。汶川大地震也不是詩歌的分水嶺。人們只是希望詩人們能寫出與這個民族的深重苦難相稱的詩來。就像人們所說，震了不能白震吧。如果我們不能由此進入到一個充滿悲愴、沉痛和仁愛的心靈中，那我們寫詩還有什么意義。
而一時的熱潮也會過去。就中國詩歌的發展而言，它只有重獲自己的靈魂，重獲一種自我追問和發掘的品格，才能恢復語言的力量。不然，它就會繼續陷在美學的空洞或輕浮的喧嚷之中。
北京詩人宋逖有這樣一句詩：“偉大的樹，把悲哀散盡”。
2008．6．12．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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