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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畫家弗里達·卡洛（翟永明）
[2012-8-19 19:10:35]
談畫家弗里達·卡洛（翟永明）
當我動筆寫《水給了我什么》這篇文章時，一天，我接到朋友宋琳從法國寄來的一張明信片，上面是墨西哥女畫家弗里達·卡洛的那幅著名作品“小鹿”。明信片背后，宋琳寫道：“我剛在巴黎看了一個卡洛的回顧展，特別棒！”
現實中的弗里達終生與疾病和痛苦為伴，從18歲的車禍到與里維拉的分分合合，從幾十公斤重的支撐脊柱的鐵架到流產及幾十次的外科手術。18歲時的那次車禍，即為卡洛種下了“破碎的脊柱花蕊”，也為她種下了創作的終生之“讖”。
當我目睹她的全部治療和創作過程，無法不對那一過程中暗含的宿命和人性的對抗力量而感到驚心動魄。“讓失敗的經驗壓縮成一種孤零零的美感”（這是鐘鳴在他的《旁觀者》中對失敗主題的一個闡釋，用于卡洛很合適）。因為她的一生，都在極大的痛苦和狂歡中起舞弄影，化悲慘為神奇。
她的藝術，就像一本記述她一生奮力掙扎的病歷：那些剪刀，盤子，容器，輪椅和病床；那些傷痛，病殘，開刀，療養等一系列的生理和病理痛苦，成為她藝術圖象中的重要符號，也成為她自傳式作品的直接經驗。
與之對應的是她的人生：一個艷妝的卡洛，她與死亡對視時傲視一切，她似乎從未渙散過她的愛美之心，她總是如此出場：一個盛裝的墨西哥女人，絢麗的披肩，斑讕的各類南美項鏈與戒指，層出不窮的發髻與裝飾，她出現在自已的院宅里，街道上，火車站和游行隊伍里，她的個人魅力與她的作品魅力一樣，散發出無人能及的熱量。
“破碎的脊柱”是一幅最能表現卡洛自傳式圖象的畫，釘滿全身的鐵釘，和她臉上帶有墨西哥教堂內神圣許愿圖象征的表情，具有濃烈的宗教圖象感，又飽含了卡洛的個人寓言，最能打動我的心。掛在臉上的淚珠，即像從天而降的雨滴，又像蚌里鮮活的珍珠，象征了一個女人的痛苦煎熬，和卡洛對自身悲慘境遇的漠視和堅忍。
墨西哥人把弗里達·卡洛看成一個瓜達盧貝圣母，她全身心擁抱的“墨西哥精神”和阿茲特克文化造型來自她的信念和藝術信仰。超現實場景中的弗里達不僅僅是一個表達女性自我意識的藝術家（當然女性意識女性經驗終生伴隨著她的藝術訴求），她同時表達的是她公開的信仰和私下的痛苦，她對本土文化的強烈認同和對生與死的殘酷記錄。
雖然在美術學院學習時，壁畫大師迪戈里維拉就是她的老師，而且與之結婚后她終身摯愛里維拉。但強悍的自我意識使她一直摒棄里維拉學生這一身分，當已是藝術大師的里維拉在美國底特律作畫時，她只是“壁畫大師的妻子”，并被當地媒體稱為藝術的“涉獵者”。但她那時已顯出充分的自信和不妥協。她對記者稱“我并不跟隨迪戈學畫”。她甚至說“他從小就畫得相當好，但大畫家應該是我”。正是這種非常獨立的藝術意識和自我意識使得卡洛在繪畫這一領域里，很早就走出里維拉的光環，形成自已的無人比擬的藝術風格。
弗里達從來就不承認她是一個超現實主義的畫家（雖然超現實主義畫家一直都把她當成他們之中最優秀的同道）。但她的畫的確一目了然地充滿了超現實主義藝術的符號；既便如此，作為一個意識中一直自認為的“現實畫家”（這一點弗里達更多地受馬克思主義學說影響），弗里達的畫與歐洲超現實主義畫家的確不一樣，她的精神原創更多的來自于墨西哥阿茲臺克文化的傳承和她的個人場景。在《水給了我什么》中，浴盆和世界的關系呈現出一種達利式的邏輯，但并不是流淌的鐘表那樣的潛意識邏輯；弗里達是用一種試圖更接近現實經驗的方式來透視她與世界的關系。所以，在她最具有超現實畫面的作品中，現實精神也是其中最重要的成分。
弗里達在美國畫作的《我的衣服晾在那里》可以說是她那一時期的代表作，也可以說是她個人對美國這樣一個工業城市，發達資本主義的一種嘲諷（我們不要忘了她可是一位正宗的早期共產黨員）。無論畫中的聯邦大廈，抽水馬桶，高爾夫球獎杯，哥特式教堂，垃圾桶，自由女神像等都被一根黑色電話線串聯起來，在畫面的最下方顯示出弗里達一直關心的主題“人民大眾”（盡管她的畫最具個人性，但她仍反復強調她的繪畫是貢獻給人民大眾的）：大蕭條時期的美國人民，貧窮和抗議的人群，游行隊伍和棒球比賽的觀眾。這種中產階級生活方式與下層貧民的困窘被她并列在一起，顯示出她批評炫富的美國的意圖。而在高爾夫獎杯和羅馬柱上的抽水桶之間是弗里達的墨西哥風格的衣服晾在那里，在畫面的中心位置。這肯定象征著弗里達的自我，也許喻意她的自我不屬于美國，她的藝術及夢想都在她的家鄉，而不是別的地方。《美墨邊境線上的自畫像》更加強了這一主題的深化和對大工業社會的批判。
弗里達原本想成為一個醫生，她最終成為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如果歸功于車禍應該說太殘忍（由此而來的無數次的手術和終生的傷痛，旁人難以理解和承受），如果歸罪于車禍藝術史又顯得不公平（因為它我們才得到一位天才和分享天才之作）。總之，弗里達的全部當醫生的天賦被用到了她的藝術中，她像一個真正的外科醫生一樣里里外外，反反復復，縫縫補補，敲敲打打地把自已折騰了個夠，其中令人不寒而栗的部分：疼痛，殘忍，病變，截肢，痙攣和麻醉；以及“另一次事故”——她和里維拉的愛情重傷，全都被她變成像醫療材料式的藝術元素，用于醫治和創造自已。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她被別人抬到她自已的個展開幕式上，使她的個展也成為她的藝術行為中的一個組成。整個一生她都滿含嘲諷的微笑和挑逗的誘惑姿態，來抗拒她命運中的悲慘時刻，象她自已的畫的標題和她喜愛的墨西哥民歌的歌詞一樣：“希望之樹，堅強”。
前兩年，朋友瑪麗亞從墨西哥回來，告訴我她曾去了卡洛的故居—— 那所我在畫冊上經常看到的，非常典型的墨西哥庭院（如今成了卡洛博物館）。但是，庭院深鎖，大門緊閉，死亡是如此強大，它將失敗最終變成人類的全部姿態，不管你是否曾是一個勝利者。
瑪麗亞只能通過門隙往里看，并且用她的另一只眼：照相機的魚眼鏡頭，她攝下了這個曾接納過無數名人的庭院，那些曾與卡洛一起生活，并成為她不朽題材的狒狒，小鹿，鸚鵡，也都不在了，留下的只是石板縫里滲出的滄桑和一位老邁的守門人。還有她的畫室。 正像鐘鳴在一首叫作《在魚眼鏡頭觀察下》的詩中寫的：這就是被瞳孔籠罩的日常事物/雖然，并不像過去那樣敏感/但卻占據了我們的視線/只是因為一點時間起了變化/只是因為通過腳燈樣的魚眼所看到/一些熱愛抽象事物的古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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