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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金：當代漢語詩人面臨的語言問題
[2008-7-27 10:49:54]
當代漢語詩人面臨的語言問題
哈金
讀到李陀在《今天》３９期上發表的關于汪曾祺的文章，很興奮。他提出了許多深刻的問題。盡管還沒有完全令人滿意的答案，這是一個有意義的開端。原以為會有一系列的文章出現，深入地討論寫作和漢語的關系，但似乎還沒有人比李陀做得更透徹。我是一個局外人，完全用英語寫作，沒對這個問題做過全面的研究。然而，當代漢語詩人面臨的語言問題我倒挺關心，也想過一些。這是一部學術著作的題目，我早已不寫學術論文了，所以只能在此簡單談談。
●傳統與大詩人
楊煉在《中文之內》（《今天》第４０期）中提到當代漢語詩人大多在“瞎寫”的現象。這應該從中國當代詩歌無傳統可反叛的情境來解釋。“五四”之后的白話詩的主要功用在于打破了文言詩，但并沒有建立起一個堅固、強大的傳統。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朦朧詩反叛的是一個政治的傳統，因為在它之前并沒有什么輝煌的詩歌傳統可言。所以，當代詩人面臨的主要困難是在現代漢詩中并沒有形成強大的語言傳統。沒有這樣的傳統，就不會有偉大的詩歌。從西方詩歌史來看，每一次突破或變革都會在該詩歌語言中找到參照。而當代漢詩沒有這樣一個語言傳統的參照。
Ｔ．Ｓ．艾略特曾說，如果一個語言不在每一代人中都產生一兩個大詩人，那么這個語言已經害病了。那么什么是大詩人呢？除了感情的強度和思想的深度以外，大詩人必須在語言上有所貢獻。就是說經過他或她的創作，其語言發揮盡它的潛力，并且得到發展。在這樣的詩歌產生之后，該語言多多少少跟以前不同了。用這樣的標準來衡量，我不敢說每一個主要西方語種都在每一代人中出產一個大詩人，但比較客觀地說，他們在每一個世紀中都擁有大詩人。
但漢詩怎樣呢？我想至少可以說近一兩個世紀以來還沒有產生真正的大詩人。為什么漢語在這么長的時間內沒有能量生產出一個大詩人呢？是不是這個語言本身出了毛病？我認為是的。
●詩歌語言的功用與構成
從宏觀上講，最理想的詩歌語言追求兩個目的：普遍性和永久性。普遍性是語言被眾多的人采用；永久性是語言能夠長期流傳下去。“文章千古事”就是這個意思。在這個廣闊的層次上，古典漢詩的語言的確是很理想的。這是龐德等西方詩人贊美漢詩的理由。西方的文字幾百年就變得不可識了，但漢語幾千年來一脈貫注下來；現在中學生還能讀懂孔老夫子的話。
詩歌標幟一個語種的最高成就，是其桂冠。同時，詩又服務于語言。這種服務主要表現在兩個功用上：１、發展其語言；２、鞏固其語言。要發展就要有破壞，“五四”以后的白話文運動打破了文言傳統，把文與言的距離縮小了。其實，白話文的目的是消滅這個距離。如果沒有這個距離，詩歌語言真能夠達到普遍和永久嗎？距離也許還是應該有的。
汪曾祺與老舍和趙樹理不同，他力圖操持一種文與言之間的適當距離！不管他意識到沒有，他將古典散文的語言引入現代漢語，是一種力圖穩固語言的工作。從長遠看，穩固也是發展。
那么一首詩的語言是怎么構成的呢？主要有三要素：聲、意義、意象。文字的意義和意象并不是詩歌的本質，兩者都可以被翻譯。這點龐德早已做過詳細的論述。
詩歌語言的本質是聲。聲是無法翻譯的，它也容納著感情和意義，是詩歌語言中最有感染力的成份。雖然我們不懂一首詩的意思，但往往也會被它感動，甚至是外語詩。不信，你聽聽艾略特本人朗誦的《荒原》，或萊特克的《醒來》，或佩拉絲的《爸爸》，這種現像是由于聲使聽者從感情上與詩有所溝通。
總的看來，當代漢語詩人們過于在意象上下功夫，沒有在聲方面有重大突破。記得一位我很尊敬的朦朧詩人說過：“我們寫詩主要是給人看的，不是給人聽的。”確實，朦朧詩不但沒能在這方面做出很大貢獻，而且倒使許多后來者把聲這個核心問題給忽略了。其實，郭路生對詩律和韻的追求可以被看做是對朦朧詩所忽略的聲的問題的補償。可是他的詩作有限，未能開出一條路來。
龐德曾失望地說漢詩在聲的方面沒有什么可取之處，“只有一些嘶嘶的語音”。當然他無法從聲的方面來體會漢詩，但跟英詩比起來，漢詩的音樂感的確要簡單、原始些。這點劉若愚先生在《中國詩學》里也提及過。也許這和單音節的漢字有關，也許跟字與言的分離有關。總之，聲是發展詩歌語言的關鍵所在。更多的漢語詩人應當把注意力放在此處。
●漢詩語言的傷疾和生機
從歷史來看，漢詩語言最大的傷疾是言與文的嚴重分家。秦始皇“書同文”，一下把原有的各種文字都消滅了，李斯的小篆被立為官字，以后每朝每代都有所謂正名和正字運動，亂用字是要治罪的。甚至前幾年，《人民日報》還發文告訴計算機使用者，亂用印刷字體是非法的。
最初“書同文”的確為詩歌創造出新機會──文字的普遍性和永久性都得到充份擴大。后來唐詩正是在這個人為地創造出的空間得以開花結果，以致達到漢詩的頂點，產生出幾個偉大的詩人。
自宋以后，這個空間漸漸被開掘盡了。由于無法得到口語的滋養，漢詩的語言開始枯竭，無力產育更偉大的詩歌了。白話詩力圖將詩歌跟口語完全結合起來，就不得不拋棄古典詩歌。平心而論，雖然古典詩歌在意象和美學意識方面對當代漢詩有所幫助，但語言上它無法提供任何能量了。穆旦從來就不讀古詩；我也看不出北島、顧城等人的詩作跟古詩有什么聯系。這是一個嚴重的脫節，是歷史的必然，是詩人們無傳統可循的原因，也是現代漢詩跟別國詩歌的根本不同之處。
魯迅憎恨漢字是因為它有一部鐵血的歷史，它是統治中華各民族的工具，它把文學跟民眾分開，它是中國封建文化的動脈。魯迅的悲劇在于他的著作都是用漢字寫的，他的天才使得漢字在他筆下煥然一新，又有了生機。
在計算機和電視普及之前，許多人對漢字的前途是悲觀的，認為它勢在必亡。計算機淘汰了數百斤重的漢字打字機，使漢語的應用科學化了。電視機更廣泛地普及普通話，這為漢字的運用提供了深厚的語言基礎。因此，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漢語將富于活力。
但言與文分離的問題還無法解決。當代漢語詩人多以普通話寫作，這是一官方語言，往往跟日常語言脫節；也就是說，文字上還是不能最充份地吸收口語的養份。比方說，李陀贊美汪曾祺能寫出這樣的文字：“塘鱧魚是什么魚？我向往之久矣。到蘇州曾想嘗嘗塘鱧魚未能如愿。后來我知道：塘鱧魚就是虎頭鯊，（左）口（右）害！”李陀被這“（左）口（右）害”嚇了一跳，認為是神筆。我是地道的北方人，一輩子只去過江南一次，但這個“（左）口（右）害”字只是在李陀點評之后，我才覺得它的確不錯。這不光是反應遲鈍，原因是我不熟悉京白和京片子。我敢保證上海佬和廣東佬們在這點上比我這個東北佬還遲鈍，更不用說少數民族了。這涉及當代文學語言的一個重要問題，即用誰的口語來說話。甚至在普通話內是不是應該獨尊北京話？什么樣的口語能為漢語文學提供最豐富的養份；使其既具普通性又具永久性？對這個問題，很難有明確的答案。也許要等有了大量的創作實踐后，作家和批評家們才能有比較清楚的認識。
●理想的當代漢詩語言
理想的當代漢詩語言首先要充滿口語的活力和豐富的音樂感，既有彈性又有力度。雅俗兼容，至少在兩三百年內仍將新鮮如初。
這種語言需要一些人的努力探索和艱苦勞動才能形成。只有當這樣一個強壯的語言形成后，傳統才能建立。現在寫詩的人很多，但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來從事建立新語言的工作的。我曾幻想過有那么三五個真正具有詩學天賦的人共同交流、甘愿從事這種勞動。他們每個人都熟悉中國的詩歌傳統和數種方言，精通一兩門外語并能體驗不同語種的詩歌；他們共同用古今中外的經驗和標準重新組織建立漢語詩歌語言。在他們死后，后來者們將千方百計超越他們，但沒有人能否認他們的業績是一座堅實、必不可少的里程碑。哪個民族會如此幸運，在一代人中擁有這樣三五個人呢？即使中華民族有這樣的人才，他們能不受生計、政治、環境的驅使去做別的事嗎？
我的幻想不但不實際，而且還是反動的，反歷史而動的。橫觀世界，詩人們都在忙著打倒自己詩歌傳統的里程碑；他們追求個性的、瑣碎的語言，跟以前的宏大雄偉傳統對著干。可悲的是，現代漢語詩人沒有一座豐碑可搗。難道漢詩必須逆歷史而動才會有出路嗎？
有一點我們應該清楚：詩歌語言跟政治有不可分割的聯系。愛爾蘭詩人希尼曾說他的痛苦之一是不的不親吻征服自己民族的棒子。這根棒子就是英語。從宏觀來看，每一批優秀的詩作都在豐富發展其語言，使它更堅韌、更精妙。魯迅一定比希爾更痛苦，他憎恨漢字，但它又是自己生存的條件。有朝一日，如果一個新的強大的漢詩語言傳統真正建立起來，它會不會使漢字這條綁縛中華各民族的鎖鏈又多一環呢？這真是一個富有悲劇色彩的課題啊。
（原載《今天》９９年第一期（春季版，總第４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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