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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棣詩學隨筆：海子：尋找中國詩歌自新之路
[2009-1-17 9:18:24]
海子：尋找中國詩歌的自新之路
——紀念海子仙逝20周年
臧棣
駱一禾生前曾說，海子是“詩歌烈士”。這種評價提供了一個具有很強的折射功能的文化鏡像，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想象和體驗，似乎都能從這一鏡像中找到他們的需要。于是，在長達二十年的時間里，海子，從生前小有名氣躍升到放射出萬道亮光的文化符號，甚至是一個巨大的詩歌文化的熔爐。每個閱讀海子詩歌的人，真的也好，假的也罷，都在某種程度上從海子的詩歌文本、特別是海子的文化理想中認出了自己的渴望。從這個角度說，海子確實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啟蒙詩人。另一種情形則是，自覺或不自覺地，也有相當多的一批人把他們自己的認知甚至是偏見當成了一種生命的原料，投進了海子的詩歌熔爐，然后從里面撈出了一勺滾燙的鐵水，去鑄就他們自己所需要的詩歌祭器。但是，從海子的詩歌精神的角度看，海子并不想見到在他的身后堆滿的是一堆繚繞著熏香的祭器。海子真正縈懷的是一種無畏的且勇于擔當的詩歌行動。這種詩歌行動的核心是復活。即通過詩歌的行動，從生命主體和生存情景兩方面復活我們的生命形象。以往，人們大都傾向于將海子的詩歌主題和帶有標示性的意象，確定為“麥子”和“土地”，這多少有點只見樹木不見林了。這種復活觀念也反映在海子對其詩歌責任的確認上。海子曾說，作為一個當代詩人，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尋找中國詩歌的自新之路”。
海子是少數幾個能給當代詩歌帶來詩歌遺產的大詩人。他同時代的詩人，也許有人比他寫得更出色，在技藝上更老練，在詩歌洞察力上更深邃，但是，真正能像海子這樣帶來詩歌遺產的人是極其罕見的。“詩歌烈士”這一頌辭本身，盡管非常形象，也容易誘發諸多閱讀的熱情，但其所包含的深意，幾乎很難轉入大眾文化語境來詳盡地加以解釋。不過，“詩歌烈士”這個詞還是指涉了海子詩歌中的最核心的觀念：詩歌是一次行動。沒有壯懷激烈的行動，就沒有烈士可言。如果只是靜思默想，那結果可能只是一種圣徒。同時，“詩歌烈士”這個詞也暗示了當代詩歌在其自身發展中的一次重要的文化轉型：詩歌不再是衡量意識形態爭執的砝碼，而是幫助我們進行文化更新的積極的行動。還原到1980年代的文化語境，海子可以說一位氣象非凡的有著獨特的文化抱負的詩人。那個時代的流行的詩歌習氣是，只關心現代審美，而海子卻獨獨牽系當代詩歌的文化抱負。他不滿意朦朧詩對當代詩歌的文化視野的遮蔽，試圖披荊斬棘，另辟他途。現在的人，恐怕很難理解海子對價值的熱忱（我甚至感到悲哀，如今的人已經不知道如何使用價值一詞了）。海子是少數幾個真正在詩歌與價值的關系上進行認真思索的當代詩人，其中有幼稚的不通世故的成分，但更多的是遠見卓識。海子關注當代詩歌的基礎，他不能容忍當代詩歌沒有一個神圣的基礎，他對詩歌基礎的敏感超過了他同時代的任何詩人。他尤其不甘愿當代詩歌只建筑在現代主義的地基上，他更愿看到當代詩歌能對人類的創造力做出一種積極的回應；按海子的理解，這就是對價值的回應。這種回應既指涉我們對生命本體的領悟，也涉及我們對人類的生存圖景的總體關懷。
在海子寫詩的年代，詩歌在很大程度上被看成是一種世俗的抗爭，一種對人格加以社會化顯現的儀式，比如朦朧詩就是被如此解讀的。但海子的詩歌道路與此不同，他的詩歌追求幾乎和整個80年代的詩歌潮流唱反調。當代詩歌從1970年代開始，一直牽系于現代主義所激發的藝術活力和政治覺悟，以至于在1980年代的文化語境中，只有現代主義能拯救中國詩歌變成了一種極具滲透力的文學潛意識。只要沾上現代主義的邊，一切就都是好的，絕不會有錯。而且，當時的文化語境由于歷史條件的掣肘，本身就空間狹小，所以它為現代主義提供的文化形象也很淺俗，甚至是粗暴的，殘留著那個時代特有的文化策略的痕跡。從這個背景看，海子在他短暫的詩歌生涯中所做的事情，就顯得非常了不起。海子詩歌，或者不如說，他的具有強烈的參與意識的詩歌行動，更像是由一個人發動的詩歌戰爭。
這一“詩歌戰爭”的文化景觀，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理解。正如維特根斯坦所言，在現時代，“我們已卷入了與語言的搏斗”。海子深受維特根斯坦的影響，反映到他的詩歌寫作中，這種影響就表現為對語言的行動能力的信任。海子多少認為語言是一種自主的創造行為，因為語言參與了對世界的建構。這種語言搏斗的觀念也反映在他的具體的詩歌創造中。他對1980年代通行的詩歌句法，特別是以朦朧詩為范本的詩歌語言，懷有很深的抵觸情緒。他不愿看到當代詩歌被拖入意象中心主義的泥潭，進而提出當代詩歌需要“反意象”，擺脫對意象審美觀念的迷信。這可以說是海子留給當代詩歌的最深刻的遺產之一。只可惜，領悟其神髓和精義的人很罕見。從詩歌句法的角度看，西班牙詩人洛爾迦對海子的影響是深透的。但海子絕非簡單襲用西班牙謠曲的詩歌形態，而是在文學類型學上賦予了謠曲型詩歌以新的生命力。雖然基調上仍帶有哀歌的性質，但海子的抒情謠曲卻包含強健的復活幻象，它既有對生命的哀婉，也有對自我更生的激發。
海子并沒有僅僅將詩歌的行動終止于語言的搏斗，而是將它推進到與世俗的生存圖景進行一場價值之戰。海子曾在《詩學：一份提綱》中提及“偉大的立法者”的概念。他非常反感當代詩歌在“平民角色”問題上表現出來的自我矯情。當代詩歌當然可以對各種烏托邦進行清算，也可以借助乞求“日常經驗”和“普通人身份”獲得某種真實感，但是作為詩歌，當代詩歌必須在想象力和基調上回應一種詩歌功能：這就是“偉大的立法者”。它既是一種詩歌角色，也是一種詩歌功能。因為按海子的理解，詩歌的行動直指人類生命的覺醒。即詩歌文化對我們“從生命的本原的幽暗中蘇醒”負責。海子曾坦率地聲言，他的詩歌理想之一就是“對從浪漫主義以來喪失詩歌意志力”進行一次系統的有效的“清算”。這里，請注意，海子是最早將“詩歌意志”引入當代詩歌觀念的詩人，這也是理解他的詩歌的一把鑰匙。從現代詩歌譜系看，海子認為現代詩歌最根本的缺陷，就是它“缺乏紀念碑的力量”。現代詩歌缺乏的是“一次性行動”的意志和能力。所以，海子想通過他的詩歌創作徹底扭轉這一迷局。我覺得問題不在于海子對諸如“現代主義”、“浪漫主義”、“現代性”這些概念的運用是否準確，而在于海子顯示了一種強大的文學直覺。他試圖為當代詩歌尋求更具有縱深感的文學視野和歷史根基。
除了同污染語言的世俗勢力進行搏斗，同遮蔽現代性以來的種種生命的頹敗進行不懈的抵抗之外，海子更希望當代詩歌能成為對“偉大的詩歌”做出積極回應的實踐類型。在他的詩學隨筆中，他多次提及“偉大的詩歌”這一概念。從隱喻的角度看，這一概念也指涉的是海子對人類生存情景的一種象征性的文化體驗。這種文化體驗既有真實的一面，也有神圣的一面。不該忘記的是，海子曾告誡說，不要在詩歌中尋求“真理和真實”，那是一種次要的需求，也可能也是對詩歌的不當使用，應該在詩歌中尋找“秘密的源泉”。因為詩歌是對人類生命中的“原始力量”進行“戰斗”的產物。從人類學的角度看，詩歌顯示的是“人類主體在某一瞬間突入自身的宏偉”。海子的表述其實還算委婉。換成我的話，我就建議海子直言：對不起，如果沒有對生命本身的輝煌的想象和敬畏的話，請離我的詩歌遠一點。
對海子詩歌的另一個極大的誤解是，海子的詩歌體現的是一種青春寫作。表面上看，這種說法似乎很有道理。在詩歌句法上，在詩歌情緒上，在詩歌意象上，海子的寫作似乎殘留著許多青春寫作的烙印。海子的某些詩歌也確乎可以從類型上歸結為一種青春寫作。我自己在此問題上也曾多次猶豫。但是我從未懷疑過，海子的詩歌無論從詩歌面貌上還是從詩歌精神上絕非“青春寫作”所能蓋棺定論的。現在，距離海子辭世已整整20年了。我可以負責地說，海子的詩歌是一種極其高級的文學類型。海子更看重他的長詩，把他的那些抒情短詩看成是長詩寫作間歇的小品，一種片段。這一點，我和他不同，我的看法是，海子的長詩其實反倒是他的抒情短詩的碎片。
20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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