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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女作家群體小論·杜凡
[2008-5-31 23:05:55]
作者：杜凡
北京女作家群體小論
——從六零到八零
城市之于女性的獨特意義一直以來是個值得探討的命題。城市為女性提供了自由的可能性，較于男性，女性無疑更適應城市，是一種“都市動物”。
新時期北京女作家群體作為一種文學現象，其后隱藏著諸多值得思考的問題，近年，女性主義學者以女性主義視角對其進行了研究與探討，例如，北京作為中國首都，其獨特的地理人文性質對女性自我身份認同的意義（《當代北京女作家文本中的地域、性別與自我身份認同》——荒林，張京）。
在這個問題上，本文無意繼續縱深探討開去，而只是想旁開一路，以地域——性別——時代的視角，選取三位比較有代表性的北京女作家，嘗試以文本細讀與比較的方式，作簡單討論，進而提出一點問題：從六十年代的女性作家到活躍于現代都市中的七十年代女作家，直至今天崛起的80后寫作群體中的女性寫手，“北京”這一獨特城市在她們文本中的復雜文化意義的微妙變化，以及所關涉的80后女性作家的前行方向。
1 鐵凝
60年代出生的北京女作家鐵凝的中篇小說《永遠有多遠》以“我”的口吻敘述了其表妹白大省——一個典型的北京女孩——多年來的幾段情感經歷和人生際遇。
白大省在北京胡同中成長，具有著胡同女孩的某些特質：“快樂、多話、有點缺心少肺”，她從小“就是一個相貌平平的乖孩子，脾氣隨和得要死。用九號院趙奶奶的話說，這孩子仁義著吶。”
“仁義”的白大省從初戀伊始，便在感情問題上屢次失敗，她那“傻里傻氣的純潔和正派”雖讓人覺得是“這世道僅有的剩余”，卻從未被男人真正珍惜過。這點從其懵懂初戀已見端倪，而后從郭宏到關朋羽，再到夏欣，最后又回到郭宏，白大省的感情像兜了個圈子，以一種讓人驚奇又心酸的方式回歸原點。
白大省永遠以一種赤裸的善良對待每一段愛情，行至極端，卻每每演化為了“拙笨”，這“笨”不單是指技巧上的，還是一種人性的原色，雖然隨著年齡的增長，會多個心眼，但她仍因為這同一個原因不斷被男人傷害和利用。白大省是個本色的女人，她赤裸裸、急吼吼地對喜歡的男人好，甚至在一些本該略施手腕，以退為進的場合也“喧賓奪主”了，男人在她那里似乎永遠是“答應的角色”，也正因如此，郭、關、夏三種類型的男人在她那里雖然有著歸港的寧靜，卻始終“沒有欲望，也沒有性”，與其說她是不明白，不如說是做不到，對待感情，白大省始終是一種拒絕異化的固執而沉默的姿態。
可以說，白大省這一形象的塑造是北京本土女性某些共同特質的典型化。皇天厚土，沉重的歷史文化積淀，讓北京原住民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優越感，而這種優越感在時代發展中，在與外來文化和居民的不斷碰撞里，在社會經濟巨變的現實擠壓下，已演變為一種拒絕妥協，講究純粹而不得后的退守心態。男性與城市的排斥感讓這種退守心態更多地具有軟弱性質，而男性的軟弱又讓北京女性更為強勢而主動，具有更多的擔當性與承受能力。
當女性成為了男性的退守之地，那么城市女性的退守之地又在哪里？北京是一個有著綿長歷史記憶的滄桑之都，這種記憶借著大小胡同等人文地理因素代代傳承。從女孩到女人，六七十年代許多北京女性的自我身份認同歷程幾乎仍是在胡同里完成的，那里有她們作為女人的安身立命之根。
初戀發生在胡同中的白大省即使后來作了酒店銷售經理，在現代都市中游刃有余，卻仍以胡同的方式對待每段戀愛，檢閱每個她愛的男人。她每一次都把他們帶回胡同，為他們過生日，手忙腳亂，一敗涂地，但那是她愛的方式，就像把男朋友帶給父母“審閱“一樣，她要讓看著她長大的胡同也來見證她的愛情，“加深她與男性的關系”，賜予她力量。卻總是事與愿違：現實的北京外來者郭宏，羞澀老實的居家男人關朋羽，油滑冷漠的社會青年夏欣，分別以他們各自的方式傷害了白大省。而在這每一次傷害之后，白大省都會退回胡同，完成一次“吐故納新”，以女性獨有的方式自我療傷。
胡同外來者西單小六與北京外來者小玢是作為北京胡同女性白大省的參照物而出現的。在愛情的較量中，白大省是徹底輸給了這些外來女性，西單小六勝于外形與狐媚，“來北京闖天下”的小玢“到哪兒也不憷，與人交往，天生的自來熟”，這些品格讓她在愛情上贏的“理直氣壯，不由分說”。然而白大省在歷盡變故后依然一派天真，坦然真誠，“不可救藥”，女性與城市天然的和諧 讓她在降生之地——胡同中找到了一種堅固的支撐，支撐著她完成自我審視與確認。
鐵凝的《永遠有多遠》道出了在北京這一具有獨特人文地理意義的都市中，城市對于女人的意義，它以歷史的記憶——胡同的方式養育了80年代以前的北京女性，并為她們提供了永遠的靈魂退守之地，使她們能夠在其中從容地完成女性自我主體身份的確認。
可以說，以《永遠有多遠》為代表的，鐵凝關涉北京女性的小說中的那種從容與寬厚是與其六七十年代的舊北京記憶密不可分的，她揭示了在這一時期，城市（特指北京）尚以一種進退有余的方式納女性于懷中，在女性對外部生存環境不勝重負時，還有歷史回憶可以退守。.
如果說，《永遠有多遠》提供給我們的，尚是一份理想人性的話，那么《玫瑰門》描述的便是城市女性生存百丑圖，小說以批判性的冷色調向我們展現了玫瑰門——女性之門內，北京這個背景之下，女人（老女人與小女人）之間、男女兩性之間所發生的，或隱匿或赤裸的較量。
相較于《永遠有多遠》，北京在〈玫瑰門〉中所扮演的對于女性的意義則另類而復雜。一方面，它仍有溫情的一面。經歷了舊、新北京的成年蘇眉擁有著“物美價廉”式的實在而生活化的胡同記憶，“少年時蘇眉在北京住，胡同口就有那么個小鋪，賣爆米花的是個駝背老頭，你往小窗戶里遞他四分錢，他就讓你自己伸手到小窗子里去拿一包爆米花。那時蘇眉最愿意伸手去拿，她覺得拿像白給。”，相對于現代化北京，這記憶顯得溫馨而珍貴。而另一方面（也是占主體性的一面），在〈玫瑰門〉中，北京不再寬厚地納女性于懷中，反倒更像是冷冷旁觀，作清醒見證，見證司綺紋、姑爸、竹西、蘇眉等三代女性在這舊北京的胡同里，在方正封閉的四合院中作著不懈的斗爭。或者說，〈玫瑰門〉中的北京呈現出一種更明顯的背景作用，以一種青灰的底色襯托出女性自我欲望覺醒的慘烈歷史，而在這一部女性個人經驗歷史中，背景北京的獨特地理人文氣質又滲透其中。
司綺紋是舊日北京徹底經歷者，她一生都扎根于胡同和四合院中，在那里發生了她所有的人生大事——初戀、失敗的婚姻、對男權壓迫的極端報復（與公公亂倫）、狂熱參與革命但并不被接納等等，胡同北京在見證其熱鬧人生的同時又充當了堅實后盾，任司綺紋在“前方”奮力拼殺：她在四合院里的閨房中靜靜地迎接并送走了華致遠，她嫁入四合院，承受著腐爛的婚姻，她在四合院里頑強承受，陰險報復，她在這個封閉的環境里作著女性自身肉體、欲望、靈魂的一次次糾纏與搏殺，直至文革到來，宏大敘事侵入個人日常生活，所有封閉的一切被迫敞亮起來，四合院被北京城市外來者的象征——黃大媽一家入侵，司綺紋不適應，并從骨子里看不起任何北京外來者，但她體內活躍的不安分因素讓她迫切地希望與時代合拍，她關起房門獨自郁悶，打開門后卻笑臉相迎，她改變自己的生活習慣去迎合黃大媽，迎合這個時代，她被迫退守至自己的屋子里，但一切無濟于事，革命者并不接納她，她無法溶入城市外來群體，一如城市外來者也拒絕接納她一樣——即使她捐出家產。幾十年來，胡同與四合院就像司綺紋的合謀、共犯與后盾，它與她一起享受歡娛，承受悲痛，忍耐傾軋，密謀報復，她們在一起竊竊私語，共同面對內心的情欲與欲望，甚至一起忍受外來者的侵入與“踐踏”，她們早已成為一對共生體，在鐵凝筆下，司綺紋的北京更具有女性氣質。
司綺紋的兒媳竹西更像一個瀟灑的俠者，多年來，她蔑視司綺紋，并自由來去她的四合院：她勇敢與大旗結合，離去，后又離婚，歸來。她始終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大膽付諸實施，她正視女性自我欲望，具有較明確的女性主體意識，北京于她，或許更多的具有舞臺性質，任她在其上盡興舞蹈，竹西的人生，是〈玫瑰門〉中潛在的精彩片段，而這又與司綺紋的壓抑被歪曲情欲形成了鮮明對照。
蘇眉是整部小說中的唯一的清醒者，她遺世獨立，冷眼旁觀，也是作者借以敘事的一個重要視角。司綺紋帶給她的童年胡同記憶并不太愉快，這使她成年后仍不愿常回去探望，蘇眉的北京記憶是新舊混合的，這使她成為明顯不同于司、竹二人的第三代女性角色。她具有混血化進程中北京的惶惑特征，作者借她之眼去審視古老北京所上演的那一出玫瑰戰爭，或許正是這種距離感與疏離感造就了整篇小說的冷色調。
鐵凝的〈玫瑰門〉書寫的是一部女性經驗中的城市（北京）歷史，北京在其中扮演了與〈永遠有多遠〉不同的復雜的角色，然而，在60年代女作家鐵凝筆下，北京依舊是與女性并肩的，女性在其懷中，被其審視，她們并肩作戰。
二 趙趙
近十年來，隨著物質消費時代的來臨，時尚雜志代替純文學雜志成為新的大眾文學陣地，而專欄作家便成為這一新的文學現象的產物，作者水準良莠不齊，而趙趙作為北京女性作家，以其都市女性白領群體的經驗表達、強勢的北京方言寫作等特色在新的文學環境中成為代表性人物。
在本文的“地理-性別-時代”的研究視角下，趙趙被選入的意義在于，作為70年代的女性作家，在60到80后的時代鏈條中，其作品中北京與女性主體的復雜文化關系呈現出承前啟后的代表性以及較強的時代性。
趙趙的短篇小說塑造了形態各異的現代都市女性形象，與作者個人經歷有關，這些形象基本為70年代出生的女性白領群體，是北京這個現代化國際都市中近些年來最為活躍的女性群體。通過這些形象的塑造，表達了70年代的北京女性在面對城市所帶給女性的矛盾境地時所采取的獨特方式與態度。
《約定》寫了一對情侶在多年戀愛之后，最終面臨婚姻問題時所出現的矛盾與“較量”，在男主人公恐懼并不斷拒絕婚姻的態勢下，女人被逼無奈，以生育為由，施以計策，使兩人在無婚狀態下繼續和諧相處，矛盾暫時得以化解。
《約定》體現了現代都市男女對愛情與婚姻看法的性別差異。基于性別特征，現代職業女性仍舊是渴望婚姻，渴望“長相廝守”的，而知識層次的提高以及現代文化背景又讓她們不愿輕易妥協，為婚而婚。小說提出了這樣一種思考：“我要的是婚姻嗎？”“如果長相廝守不僅僅只有婚姻一條途徑，我愿不愿意取其他的呢？”。
城市給予了女性自由的無限可能，不必再靠婚姻謀得出路，然而現代都市職業女性在獨立的姿態后依然對婚姻執著渴望與追求，這不僅基于女性性別因素，更加有時代因素：職業女性在享有自由的同時，更加承受著比從前大得多的壓力，在強大的壓力之下，女性渴望回歸傳統婚姻，其實是渴望一份穩定，即為自己尋找一塊退守之地。
《約定》以一種無奈而辛酸的方式終結了這場婚姻斗爭，表面的勝利背后是女人的失敗：她不得不以傷害身體的方式（不斷服用避孕藥，使自己始終無法懷上男人承諾給她的作為懷念的孩子）挽留男人，以建立一種精神意義上的婚姻，為自己營造了一個虛無的退守花園。
類似有關婚姻主題的《隨喜》則講述了兩個要好的職業女性對婚姻的不同態度，以及可能相同的結果----結婚。
岸久和隨喜同為不讓須眉的職場女性，隨喜厲害，骨子里卻傳統，以婚姻為歸宿，岸久低調，重視女性友誼，不能認同隨喜的婚姻觀點。作者借這兩種典型的現代職場女性形象表達了現代都市女性的無奈：“我只是想不通，兩個巨蟹女子，按說是顧家型典范，為什么每天拼了命殺殺殺，覺得小肩膀上扛著重任，要為全市千萬人民服務。我問隨喜，她說：‘不是不顧家，只是，家在何方啊？’”
趙趙準確地表達了現代職業女性的城市漂泊感，雖不愿承認婚姻是終結這種漂泊感的最好方式，卻也無奈地表示大多女性會最終走這條路：“看來我注定要把隨喜走過的路重走一遍。”
另外，趙趙筆下的女性永遠是勇猛而主動的，即使是面對缺少合適男性伴侶的婚姻問題，“隨喜安慰我：‘沒關系，不必自憐，等找到好男人，自然一拍屁股，第一時間消失。’”
作為專欄作家的趙趙，其隨筆似乎更鮮明地寫出了現代北京女性特征，并在語言風格上強烈地表現出鮮明的北京本土特色。
《北京余生》中對北京姑娘的某些性格特征有著一番生動描述“厲害勁兒，俗勁兒，不傷大雅，有意思。”“聰明，又見過大世面，上得了臺面，一方面大方，一方面精明，吃虧的事兒一點不干，惹急了京罵脫口而出，真沒那么好聽的。”
又以幽默的方式表征了北京本土文化在北京國際化進程中的日漸消弭：“京腔現在在北京的CBD里已很難聽到了，很多姑娘們操著臺灣國語有點費勁地柔聲細語，直到你冒昧地問：‘聽您的口音不是北京人吧？’她們才會怒目圓睜，不顧儀態地飛出一句‘別他媽逗了那你以為我是哪兒人？’舌頭繞得很利索。”
近十年來，北京與國際都市接軌進程加劇，北京本土文化與各地文化一樣，都在現代化進程中逐漸被淹沒，而70年代出生的趙趙以女性獨有的細膩的觀察與表達方式，以其北京最后的本土記憶為參照，生動寫出了這一過程中男女兩性面對愛情、婚姻的不同態度，顯然，她更為認可北京女性在適應北京國際化進程中所表現出的果敢、利落與豁達，而對于男性，則頗多微詞，如在《北京的鉆石王老五》中便把北京的單身精英男性特點歸為以下幾點：“內外不一、不一定有錢、愛美麗、好色而不淫、優越感、大男人主義”等。
趙趙的隨筆多以強勢的北京方言寫作，在眾多專欄女作家中獨樹一幟。嬉笑怒罵的北京方言與現代女性獨特的城市體驗相結合，形成了饒有趣味的風格特征。
作為物質消費時代下時尚雜志的產物，趙趙的作品與鐵凝等純文學作家不同，她更多感性體驗，較少理性思辨。然而，在北京與女性主體這一層意義上，趙趙的作品呈現出70代女作家對北京的感受：北京之于她們，之于現代職業女性，仍是一個矛盾的復合體，正當年的她們在都市為其提供的廣闊職場上奮力拼殺，而面對愛情、婚姻的惶惑，她們在迷茫之外更多了些勇敢與豁達，主動與獨立。可以說，70代的趙趙所提供給我們的，是一個與時代充分合拍的，北京這個日漸國際化的都市所培育出的充滿主動性的女性群像：她們有著舊時記憶，卻極少顧戀，向前看，以婚姻為女性自我歸宿，卻不坐等，主動出擊，即使偶爾落魄，卻依然有著一種北京特有的慘烈而大氣的強勢姿態。
三 春樹
作為有著幼年鄉村記憶的80后寫作群體中的北京女性寫手，春樹的寫作體現了新一代城市女性從青春疼痛開始，日漸成熟的過程中對北京的另一種女性體驗，這些仍嫌稚嫩的文字呈現著在北京城歷史大變遷中，在胡同等歷史記憶日漸消弭的過程里，青春女性與同樣處于青春期的現代北京的另樣糾葛。
春樹17歲時出版的第一部自傳體小說《北京娃娃》，寫自己14至17歲之間在理想、情感、社會、家庭、欲望、成人世界中奔突、呼號甚至絕望的歷程，被稱為“中國第一部殘酷青春小說”。
女孩春樹（其實就是作者本人）一直處于一種盲目而奮不顧身的狀態之中，她近乎盲目地追求著一切她認為好的東西——愛情、自由、朋克精神、物質的虛榮；而每一次的追求，她都是那么全身心的、奮不顧身的投入，就像飛蛾撲火一樣。她早熟、叛逆、傷感卻堅硬而憤怒，以女性獨有的方式實踐著自己的“殘酷青春”。
春樹是20世紀末在現代北京成長起來的這批女孩的一種極端性代表，她的每一段迅速進出的愛情都與北京這座城市有著明暗糾葛，她的精神文化生活，她的物質追求無不與北京城有著密切關系，她與鐵凝在不同意義層面上與北京緊密貼合著春樹對于北京的感受，正如80后青春群體一樣，是復雜而矛盾的。
她毫不掩飾其對以胡同為表征的老北京歷史記憶的陌生、冷漠與排斥，并且這種厭惡與恐懼往往與感情傷害糾纏在一起。李旗作為春樹的初戀，無論在情感還是肉體意義上都是獨特的。“他帶我走進一個小胡同，是在一家音像店的對面。離他的學校非常近。他住在一個小四合院里，他在里面租了一間房，我進這種地方總是非常不適應，我更喜歡高樓大廈和光亮體面的地方”，這段對于北京的直白感受似乎預示了兩人感情在本質上的不匹配，胡同讓春樹感到陌生與拘謹，在這里發生的初夜似乎也是潦草而不堪的，這便更加重了日后春樹對胡同的情感性抵制——她本不屬于這個地方，而在此地發生的失敗的初戀更讓她遠離這里。G是一個給過春樹純潔美好愛情的男孩，但以他的父母為代表的成人世界對春樹施加的情感暴力與傷害卻是骯臟而難以復合的，而這又與胡同（四合院）形成了一種地理——心理相互暗示。“那天排練結束我們一起離開他家時，徐娟（G的母親）正站在門口。她的眼神黏糊糊地膩在我臉上，讓我突然覺得有那么一點不對勁和不愉快。她身上帶著四合院生活長大的女人共有的特點——精明和狹隘。還有目光短淺及一股子不吝勁兒。我從第一眼就不喜歡她。總覺得她是一個極為糾纏的危險人物”春樹以不加修飾與掩飾的話語方式袒露自己對歷史北京，對成人世界的好惡，顯示出了一種青春期女性對外在世界壓力的恐懼與抗拒。而后的T家住“宣武區的一個胡同里”，這里，春樹再次表明自己的立場“我討厭胡同”，并借之抒發了對T的母親——一個在男性社會傾軋下的女性悲劇的憐憫與體認。可以說，春樹作為一個處于青春期的女孩，她那尚未成熟的自發的潛在的女性意識一直伴隨著對胡同的抵觸情緒，從而形成了一個有趣的結構：女性自我意識對男性成人社會的抵制與抗爭，表征為北京新一代女性對北京胡同時代記憶、歷史典故的厭惡與排斥。無疑，春樹對老北京的感受與體會是迥異于鐵凝的，鐵凝作為六七十年代老北京記憶的經歷者，八十年代北京的撤離者，以觀望的立場將胡同記憶肯定為女性的退守之地，而春樹作為老北京記憶的缺席者，現代北京的誘惑與傷害的承受者，以親歷的立場將老北京定位于新一代女性的對立面。
然而，春樹又是如此不加掩飾地喜歡著現代北京都市。她喜歡西單，那樣一個物質蒸騰的場所，即使沒錢買東西，逛逛也是快樂的，像大部分80后年輕人一樣，有著赤裸而旺盛的物欲，而又不甘于空缺的精神追求，他們在提供了極大自由，卻又以金錢的方式將人們牢牢束縛其中的現代都市中奔走呼號，迷茫絕望。80后是無根的一代，傳統文化的缺席讓其在欲望都市中迷失。而以女性主義立場與視角看來，80后的男性仍有退守之地，縱使沒有鄉村記憶，也能在女性那里找到后退的基點。城市的外來者李旗，以同村女友為自己的退守點，他需要在漂泊后有個母性的、包容的港灣，而又需要春樹作為他漂泊生活的泄欲工具，那句“我誰也不愛”道出了他的自私與虛偽。依然是那個問題：當女性成為了男性的退守之地，那么城市女性的退守之地又在哪里？春樹在無根可退的情況下，在一段又一段愛情中，在一個又一個男性里尋找著她的安定感，可她是失敗的，這個現代的都市以男人和愛情的方式一次次地傷害著她。
春樹在《北京娃娃》中所呈現的對新舊北京的復雜感受彰顯了這樣一個問題：當沒有城市歷史記憶可退時，現代城市女性——尤其是80后無根的一代該以何種方式在城市中完成女性自我主體確認，哪里是我們的支點。
小結
本文以鐵凝、趙趙、春樹為60、70、80女作家的代表，對三代北京女作家發展鏈條做了片面性梳理，大致可總結為以下幾點：
鐵凝書寫了一個生活化的北京。作為60年代出生的女性，她完整保留了70年代舊北京質樸而滄桑的記憶，這份記憶以一種或溫暖或奇特的方式與她筆下的女性并肩作戰，為其提供了一方靈魂的棲息地。
70年代出生的趙趙書寫了一個物質化的北京。她的主要記憶是改革伊始的80年代，新舊混合、隱隱躁動的氣氛培養了趙趙筆下在物欲北京勇猛拼殺的職場女性形象，她們身上帶著舊日帝王之都特有的豁達以及今日國際都市的獨立氣質，而此時，在這些成熟的都市女性生活軌跡中，城市尚是一個可掌控對象，她們在職場——愛情/婚姻的混亂糾葛中總結出一套自己的生存法則，雖然偶爾疲憊而惶惑，但仍是現代北京女性群體不可或缺的中堅力量。
80后女寫手春樹從自我青春體驗出發，書寫了一個成長疼痛的北京。這一代女性記憶中的北京已然進入改革正軌，物質消費時代悄然來臨，面對從一開始便姿態強大的現代都市，春樹筆下的青春期女性以殘酷青春的方式顯示了女性自我在現代北京中的迷失。
城市（這里特指北京）在鐵凝、趙趙、春樹的講述中呈現了迥然不同的面目與色彩，而其背后隱藏的其實是一個問題：城市在為女性提供了自由游弋的環境時也在禁錮與異化著女性的欲望與靈魂，現代城市女性到底該以哪里作為自己的退守之地？這一問題一直存在，只不過在傳統文化日漸瓦解，都市現代性極大發展的時代里，在北京這個新舊反差異常明顯的帝王之都中被凸現了出來，落實在了80后身上。而愛情的不確定性、男性的不可依賴性又讓現代女性日漸迷茫。
城市女性自我主體意識的確立與城市固然密不可分，但在本質上依舊要回到女性自身去尋找支點，女性未被激發的潛在智慧在這個沒有回憶的時代里作為女性最終退守的意義被最大限度地彰顯出來。
本文最后想提出的問題是，繼60、70女作家之后，我們尚且年輕幼稚的80后女性寫作該往何處走去，是繼續迷茫與憤怒、傷感而絕望，還是往知性的道路上并攏，這是我們所關心的問題。或者，作為青春的一代，她們會在城市中找到一個絕妙而嶄新的女性退守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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