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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島：古老的敵意
[2011-12-20 17:18:32]
大約一個世紀前，奧地利象征主義詩人里爾克在《安魂曲》中寫下這樣的詩句：“因為生活和偉大的作品之間/總存在某種古老的敵意”。
20世紀開始的歲月，在漢堡和不來梅之間的小鎮沃爾普斯韋德（Worpswede）聚集著不少藝術家和作家，包括里爾克。他們一起聽音樂會、參觀博物館，在狂歡之夜乘馬車郊游。其中有兩位年輕漂亮的女畫家就像姐妹倆，金發的叫波拉，黑發的叫克拉拉。里爾克更喜歡金發的波拉，但不愿意破壞這對理想的雙重影像。在觀望中，一場混亂的追逐組合，待塵埃落定，波拉跟別人訂了婚。里爾克選擇了黑發的克拉拉，與她結婚生女。七年后，波拉因難產死去，里爾克寫下這首《安魂曲》獻給她。
這段插曲，或許有助于我們了解里爾克的詩歌寫作與個人生活的關系。縱觀里爾克的一生，可謂動蕩不安，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四年間，他就在歐洲近五十個地方居住或逗留。里爾克在《秋日》一詩中寫道：“誰此刻沒有房子，就不必建造，/誰此刻孤獨，就永遠孤獨”。這正是他漂泊生涯的寫照。
里爾克的這兩句詩“因為生活和偉大的作品之間/總存在某種古老的敵意”，對我來說有如持久的鐘聲，綿延不絕，意味深長，尤其在當今亂世，或許可引發更深一層的思考——對于以寫作為畢生事業的人來說，我們今天應該如何生活、如何寫作、如何理解并處理生活與寫作的關系。
所謂“古老的敵意”，從字面上來看，“古老的”指的是原初的，帶有某種宿命色彩，可追溯到文字與書寫的源頭；“敵意”則是一種詩意的說法，指的是某種內在的緊張與悖論。
我們不妨設想，如果里爾克安居樂業，甚至是房地產商，揮金如土，他能寫出像《秋日》和《杜伊諾哀歌》這樣的傳世之作嗎？如果卡夫卡從未生活在父親的陰影中，少年得志，婚姻幸福，一本本出書，整天忙著算版稅，他能寫出《城堡》和《審判》這樣改變世界小說景觀的作品嗎？如果保爾·策蘭的父母沒有死于納粹集中營，他沒有飽經流亡之苦，會留下《死亡賦格》、《卡羅那》等偉大的詩篇嗎？
要說誰不想既過好日子，又寫出偉大的作品呢？而這“古老的敵意”就是冥冥中上天的安排，兩者似乎不能兼得。
也許有人會提出反證，比如美國詩人華萊士·史蒂文斯，做過保險公司的高管，度過平靜的一生，怎么也會寫出《彈藍色吉他的人》這樣美國現代詩歌的經典之作？其實在表面的平靜中，也可以找到某種潛在的“古老的敵意”。比如，他從小想當作家，遭到父親反對，只好去學法律，取得律師資格后進了保險公司。他其實一直生活在父權意志的陰影中。
我想從這兩句詩出發，從三個層面談談“古老的敵意”。
就社會層面而言，“古老的敵意”是指作家和他所處的時代的緊張關系。無論生活在什么樣的社會制度中，作家都應遠離主流，對所有的權力及其話語持懷疑和批判立場。在今天，作家不僅是寫作的手藝人，同時也是公共事物的見證人或參與者，這種雙重身份的認同構成寫作的動力之一。換句話說，如果沒有這種社會性的“古老的敵意”，幾乎不可能寫出好作品。當今世界，金錢與權力共謀的全球化取代了東西方冷戰的格局，變得更加撲朔迷離更加瞬息多變因而也更加危險。除了對正統意識形態的抵抗外，在一個庸俗化和娛樂化主導的商業時代，我們也必須對所謂“大眾”的主流話語保持高度的警惕——在“民主化”的旗幟下，文學藝術往往會淪為牟取暴利的工具。作家必須持有復雜的立場和視角，在寫作內外作出回應。
而這“古老的敵意”不能僅僅停留在政治層面。從人類歷史的角度看，政治不過是短暫而表面的現象，如過眼云煙。作家要有長遠而寬廣的視野，包括對世界、歷史、經濟、社會、文化等諸多方面的深入觀察與體驗。
如果繼續推進，必然會觸及到語言層面，那么“古老的敵意”指的是作家和母語之間的緊張關系。任何語言總是處在起承興衰的變化中，作家要通過自己的寫作給母語帶來新的活力，尤其是在母語處在危機中的關鍵時刻。
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說：“語言是與劊子手步調一致的。因而我們必須找到新的語言。”30多年前，中國人生活在某種官方話語的巨大陰影下。這種自1949年以來逐漸取得壟斷地位的官方話語，幾乎禁錮了每個人的思想方式和表達方式，甚至戀愛方式。那年頭，詞語與指涉的關系幾乎都被固定下來，比如，“太陽”就是毛澤東，“紅色”就是革命，“母親”就是祖國或者黨。正是當時處于地下狀態的現代詩歌，向這種僵化的官方話語提出挑戰，最終打破了這種語言的牢籠，承前啟后，推動了現代漢語的轉型與發展。
如今我們面臨的是完全不同的困境，現代漢語陷入新的危機——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斥著語言垃圾的時代。一方面，是無所不在的行話，包括學者的行話、商人的行話、政客的行話，等等；另一方面，是沉渣泛起的語言泡沫，包括娛樂語言、網絡語言和新媒體語言。這兩種語言看似相反，卻存在著某種同謀關系。在所謂全球化的網絡時代，這種語言，與30年前相比，雖表現形式相反，但同樣讓人因絕望而感到無力。每個作家應正視這一現實，通過寫作恢復漢語的新鮮、豐富與敏銳，重新為世界命名。
最后是作家與自身的緊張關系，即作家對自己的“敵意”。換個通俗的說法，作家不僅要跟世界過不去，跟母語過不去，還得跟自己過不去。在我看來，一個嚴肅的作家，必須對自己的寫作保持高度的警惕。
我在最近一本書的序言中寫道：“寫作是一門手藝。與其他手藝不同的是，這是心靈的手藝，要真心誠意，這是孤獨的手藝，必一意孤行，否則隨時都可能荒廢。在這個意義上，每個以寫作為畢生事業的手藝人，都要經受這一法則的考驗，唯有誠惶誠恐，如履薄冰。”
海明威在《老人與海》中寫道：“人生來就不是為了被打敗的，人能夠被毀滅，但是不能夠被打敗”。目睹某些同時代藝術家和作家的轉變，讓我深感惋惜，并借此不斷提醒自己：與其說他們中很多人是被金錢被權力打敗的，不如說是被自己打敗的。換句話說，就是不再跟自己過不去，不再跟自己較勁兒了——其實這是最后一道防線，如果連這道防線都沒有，就算是向這個世界徹底投降了，同流合污，無可救藥。
我們生活在一個危機四伏的時代，一個需要不斷追問和質疑的時代。在這樣的大背景中，“古老的敵意”為以寫作為畢生事業的人提供了特殊的現實感和精神向度。
我想順便提一下所謂的“粉絲現象”。這本來是娛樂圈的事，現在擴展到文學界和整個文化界。我認為，這與我們文化中的“低幼化”（infantilization）傾向有關。“低幼化”是從精神分析學借用的概念，主要指人們自動降低智力水平的趨向。正如印度政治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阿希斯·南迪所指出的：“那么上千萬人所經歷的痛苦就將只能存活在人類的意識邊緣，就像往常那樣，成為代代相傳然而漸漸褪色的回憶。”
在這個意義上，某些作家和學者不再引導讀者，而是不斷降低寫作標準，以迎合更多的讀者。這是一種惡性循環，導致我們文化（包括娛樂文化在內）不斷粗鄙化、泡沫化。在我看來，“粉絲現象”充滿煽動與蠱惑色彩。教主（作者）騙錢騙色，教徒（粉絲）得到不同程度的自我心理安慰。
讓我們再回到本文的開頭，回到里爾克的《安魂曲》的詩句中：“因為生活與偉大的作品之間/總存在古老的敵意”。其實可怕的不是苦難與失敗，而是我們對自己的處境渾然不知。如果在大國興起的廣告牌后面，是一個民族的精神赤貧，我們有什么可值得驕傲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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