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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會議：丁東、謝泳、崔衛平、傅國涌講座側記
[2006-6-16 13:52:15]
武漢會議：丁東、謝泳、崔衛平、傅國涌講座側記
上午因為一些事情耽擱了，我到達杭州已經中午，傅老師打來電話，說是已經幫我準備好了中飯，很慚愧，很不好意思，不過我還是直接到傅老師家里，老實不客氣的坐下來便吃，還喝了一點白酒，弄得臉孔紅通通的。飯桌上有半碟醋，傅老師說是上次丁東先生從山西帶來的老陳醋，我蘸了一只蝦吃，果然味道遠較本地產的醇厚。
這幾天杭州大腕云集，傅國涌先生說，是因為一個大學人文研討會在杭州舉行，承辦方是杭州商學院。18日這天，丁東先生一行時間安排很緊，上午在浙江電視臺做節目，下午到三聯書店跟中學生朋友座談，晚上崔衛平先生還要到浙江財經學院做一個關于哈維爾的講座，連軸轉，我想夠累的，不過我看到他們并不行色匆匆，也沒有疲倦之態。
一、 4月18日下午，杭州三聯書店，丁東、謝泳、崔衛平、傅國涌
2點多，丁東、謝泳、崔衛平一行來了。在座的大多是中學生朋友，也有一些大學生朋友、研究生朋友，以及幾位教師朋友，大家都站起來鼓掌歡迎。丁東先生看上去年長些，老是微笑著，是個和藹的長者，這跟我的想象比較接近。謝泳先生比較年輕，似乎大不了我們幾歲，穿黑色的襯衫，也老是微笑著。這幾個人，都像大孩子。我想多說幾句的是崔衛平先生，崔衛平先生還沒來的時候，我看到周仁愛手里有一本崔老師早年的書，里面有她的照片，很漂亮，很有氣質，等見到了，我則覺得，她身上有一種知識分子才有的氣度，鎮定？從容？隨和？我找不到詞語來描述，總之這種氣度使人肅然起敬，而又不拒人千里之外，是一種親和力。后來崔衛平先生開始說話，那種清晰的表達，我覺得一切都能和她文章的表述風格聯系起來，絲絲入扣。
這個座談主要是關于傅國涌先生策劃，丁東、謝泳主編的《中學人文讀本》。我想傅老師主要的意思是想聽聽中學生朋友對這套書的看法。所以這次他們幾個人主要是傾聽，間或發表幾句看法。倒是我跟周仁愛，發了一些淺薄的看法。
丁東先生說因為之前他們編了大學人文讀本，再編一套中學人文讀本，可以形成一個連續性。
謝泳先生講到了編這套書主要是因為現在中學教育有很多問題，這套書可以提供給學生一個閱讀的選擇，可以讀，可以全讀，也可以挑著讀。
崔衛平先生則建議可以再編一本，除了已經編成出版的“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以外，還可以編一本“人與自我”，她自己可以來當主編。原因在于崔的女兒也剛成為大學生，她很有感觸，另外，她在面對剛從中學出來的一年紀大學生時，常不知道怎么教。崔借用了尼采的一個詞語——“自由的暈眩”，來描述大一學生的心理狀態。剛從中學到大學的人，常處于不知所措之中，因為老師講完就走人，不像高中時監督著，面對自由，無法自理。她還講到了克爾凱郭爾的一個詞語“隘口”，意思是人必須突破這個隘口，才會到一個更自由的境界。
不過話題最終沒有局限在《中學人文讀本》里。丁東、謝泳和崔衛平很為杭州中學生的閱讀視野和思考深度驚訝，杭州外國語學校的馬金馨、藺子等幾個同學帶來了他們文學社編的《閱讀》雜志，后來也都發了言，杭州高級中學的周素文、宛凌同學也發了言，這都帶給幾位學者震動。他們當即建議暑假里搞夏令營，崔老師說中學生朋友可以在她家里打地鋪，丁東先生也說，他也可以解決一部分同學的食宿。想想幾位大孩子跟這些小孩子一起玩的情景，有趣的很。
這個《閱讀》肯定會叫人吃驚，他們帶來的幾期，有幾期是報人系列，史量才、王蕓生等人都在他們視野內，傅國涌先生也有文章專為他們而寫。一期是關于自由主義的，王怡有文章寫給他們——《成為一個自由主義者》。我以前因為范美忠介紹，曾給他們寫過關于顧準的一些介紹文字，郭初陽也給他們寫過關于謝泳的一些介紹文字（一個細節，謝泳先生很認真的看了郭初陽這篇《拋磚者謝泳》）。不過他們的厲害在于，他們居然直接約王怡、傅國涌寫文章。我想我真是很榮幸啊，和他們在同一個刊物上發文章。
馬金馨很有理想，有一種舍我其誰的氣概。她講到了他們辦雜志的設想、具體操作，以及一些困難，最后他說中國終將在他們這代人手中有所改變。這種銳氣叫人吃驚。
周素文和宛凌上午參加了浙江電視臺的節目錄制，周問了丁東先生一個關于公民社會如何可能的問題。丁東先生下午還在回答。丁東先生還講到，希望他們將來不要成為那種純粹的書齋里的知識分子，不要成為只是為了諸如職稱啊、利益啊什么的而做學問的知識分子。這個說法后來引起了一個研究生朋友的質疑。
特意從上海跑過來的鐘亮兄發表了一些看法，他建議杭外文學社在介紹這些人物和思想時，不要過多的采用評論性質的文字，可以多采取故事或者敘述的方式，這就考慮到了一個中學生的接受的問題。鐘亮兄對《中學人文讀本》的看法很使我同意。他說這個讀本跟別的不一樣的地方在于，就是它旨在告訴我們常識，而不是像別的讀本一樣重在經典。我也一直在想這個讀本的特點，鐘亮兄拈出“常識”這個詞，我覺得很到位。可惜鐘亮兄下午就走了，沒有聽晚上崔衛平先生關于哈維爾的講座。
我講了我認為的這個讀本的兩個小問題。一個是選篇，比如里面趙鑫珊居然有兩篇，而我認為他那篇講德國“森林文化”的文章，很糟糕，從這篇文章看，他似乎并不怎么懂得德國的“黑森林”。傅老師解釋這個編好時刪了，但后來不知怎么，出版時又加上去了。另一個是讀者定位問題。因為我的學生，有幾個覺得這個選本太淺，而大多數則覺得太深。這一點傅老師說，甚至只要能看懂一篇就夠。傅老師引了達摩祖師西來，只為找一個會心人的說法。
我還有一點忘了講了，在“人與自然”這一冊里，《敬畏生命》和《寂靜的春天》沒有選進去，我覺得有些遺憾。
一位朋友問中學教師如何處理素質教育和應試教育之間的矛盾，周兄說他努力在尋找一個契合點。我說我認為素質教育這個說法有問題，本身就是一個偽問題，只有“人的教育”和“非人的教育”之分。
二、4月18日晚，浙江財經學院學思樓報告廳
崔衛平、傅國涌、昝愛宗、見森
主講：崔衛平
話題：關于哈維爾
晚上6點半，崔衛平傅國涌昝愛宗諸位先生準時到達。財院學思樓報告廳里坐的人并不多，大約20多個人，這使我覺得有些遺憾，畢竟這是崔衛平老師的講座啊。但想到傅國涌老師說的達摩祖師西來的故事，又有些釋然。
主持人大約是財經學院的，一個小伙子，略有些羞澀。他說現在大家談的都是一些較為前衛和先鋒的事情，能夠坐在這里談哈維爾，很難得。崔衛平老師笑著糾正說，哈維爾也是一個很先鋒的話題。
崔衛平先生的談話從哈維爾生平開始。哈維爾是一個荒誕戲劇作者，也是一個先鋒詩歌的作者，比如說哈維爾的詩歌形式接近一些幾何形狀，有的像金字塔。崔幾次說，哈維爾是一個樂觀和幽默的人，他的荒誕戲劇叫人從頭笑到尾，即使他后來當了總統，還老是坐著童車，在樓梯上滑上滑下。這樣對一些細節的不厭其煩的述說，我覺得只是想說一個問題，就是哈維爾從來沒有想過要當總統，他只想做一個有正常生活的人。崔幾次引用波蘭思想家米奇尼克的話：我們只想做一個人，但是客觀上卻做了一個英雄要做的事情。這個說法跟傅國涌老師幾次提到的，他只想做一個正常社會的普通公民的說法十分接近。傅國涌先生在《生活之樹常青》這個訪談里講到，希望過“一種屬于我們自己的普通而有尊嚴的生活”。這句話很震動我。
崔衛平先生講到了她走近哈維爾的經過。她有一個朋友，老是將一些他不用的書送給崔，崔就將他們隨意堆在書架上。有一次，崔在書架上隨意翻閱的時候，看到了哈維爾文集的英文版，就是那個朋友送來的書堆中的一本，她讀了開頭一段，當時的感覺是如受電擊。崔說當時她女兒要放學了，她要做飯，吃飯的時候她還在想，這個哈維爾是誰，怎么這么厲害！后來去翻，才發現是捷克總統。這后來才下決心去翻譯。
崔衛平的講座始終緊貼著一個詞語：敏感。他認為哈維爾作為一個人，有一種道德上的敏感，這種敏感是跟一個人對日常生活的態度有關的。崔從3個角度來談這種敏感。
一是對真實的敏感。崔說哈維爾的語言是十分難以翻譯的，因為哈維爾的語言是一種纏繞著、復雜的語言，他從不急于表明一個觀點，作出一個結論，而是努力貼近現實，努力將復雜的、纏繞著的事實本身呈現出來。崔衛平指出，這里跟哈維爾的現象學背景也有關系。
崔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賣西紅柿的櫥窗里貼著“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個標語的事實。張貼這個標語不是說這個店老板非得將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不可，而是在表明，我很聽話，我有權留在這里。說到底這里面隱含著一種恐懼。第二個例子就是一個搖滾歌手被迫害的事，哈維爾覺得這件事與“我”直接相關，于是站出來說話。
有趣的是，我剛跟周仁愛走進財經學院時，看到一幢巨大建筑物的正門，就懸掛著大幅標語，意思是要辦實事、求實績之類的，我當時跟周兄相視一笑，都想到了哈維爾講述的這個故事。
二是哈維爾對尊嚴的敏感。哈維爾有一句極其牛叉的話：我們有選擇自己喜歡的洗衣機牌子的自由。這句話一語道破了后極權社會人們的生活景況。而這最終將導致整個社會的道德癱瘓。這里傅國涌老師提出來一個問題，就是我們中國，為什么就不能出現像哈維爾式的，具有深刻洞察力的人物。
這個問題引起了大家的較為熱烈的討論，崔說可能因為是我們的作家、藝術家，對尊嚴感不夠敏感。崔講到了馮小剛電影《手機》里的一個鏡頭，徐帆拿著手電筒去照睡覺的學生的臉。這是多么粗暴的行為，崔說只有奧斯維辛的納粹才對猶太人這么干，可是我們中國卻很少有人意識到這一點。
不過我們接下去的討論似乎有些偏離這個問題本身。我沒有發言，我的想法是這樣的，我們幾千年專制的歷史下來，從來就沒有過個人尊嚴。王小妮有一篇文章，講到學校對孩子的教育，引了鄂倫春人“熬鷹”的例子，鷹被馴服的過程，首先是鷹頭被不斷的撥弄，使最傲慢的鷹也被迫放棄了他的自尊。我們的尊嚴感就是這樣喪失的。
傅老師后來自己試著回答了這個問題，就是我們那些知識分子，在思考力上，對最能表達思想的語言把握不夠，沒有一種具有穿透性的把握。
這個回答引起了崔老師的不滿，她說啊你自己提一個問題，然后早就想好了答案，還讓我們來回答。眾笑。
還有一次會意的笑是傅老師在講到我國的出版事業時，批評了當前出版界的急功近利和泡沫化，而像崔衛平先生譯的《哈維爾文集》這樣的好書，卻不能正式出版。后來我在提問時說到了這點，我引用了在世紀沙龍看到的一個帖子《姜昆你想諷刺誰別以為黨不知道》。因為我讀哈維爾，似乎沒有一個地方不是在對我們的當下發言！
三是對責任感的敏感。這里崔又引到了克爾凱郭爾“隘口”的說法，個人就是一個隘口，這個隘口存在于人的秘密中，這個秘密是什么，人就是什么。哈維爾則進一步指出，這個秘密就是人的責任感。崔還談到加謬對“反抗”的定義，就是回過頭來。
崔還講到一點，對我很有觸動。就是只對事情呈現出來的部分發言，看得見的說，不揣測動機。并要時時反思自己，畢竟我們都是喝狼奶長大的。這是針對一位浙大學生的問題所作的回答。
針對一位女同學涉及到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問題，周兄搶過了話筒，說，崔老師這個問題我幫你回答。接著就條分縷析，侃侃而談。看來蕭雪慧老師那篇《愛國主義辨析》，的確使周兄深有感觸。
我因為自己畢竟較為傾向于文學，所以問的是關于米蘭昆德拉、伊凡克里馬和海子。崔主持翻譯的捷克作家伊凡克里馬的書已經出版了好幾本了，可惜我還沒有看到，至今只看到崔收在《積極生活》中的《布拉格精神》對他的介紹，以及以前譯林出的一本《我快樂的早晨》。海子，崔說他一個人擔當了整個時代的斷裂與虛無。
米蘭昆德拉說得多一些，這也是我最感興趣的。我覺得米蘭昆德拉是以一種自視為智者的姿態出現的，所以他有自己對歷史、對政治的看法，與哈維爾不同。理由之一是，正如《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一開頭的話，因為歷史不斷重演，類似于尼采所謂的“永劫回歸”，于是“在這個世界上，一切都預先被原諒了，一切均可笑的被允許了”。理由之二是同樣在《生命》這個小說里，弗蘭茨《偉大的進軍》，結果充滿了誤解、作秀和爭奪，弗蘭茨終于不明不白的，很不體面的死在南亞。這跟他出發時那種偉大的念頭形成一個強烈的諷刺。理由之三是《慢》，那個來自東歐小國的昆蟲學家，和那些來自西方的學者之間的誤解。這些都說明米蘭昆德拉對政治的看法，一切都預先可笑的被原諒了，笑是米蘭昆德拉消解一切的手段。
這番話被崔衛平先生斥之為“鬼話”。不過從這個詞語我也看到了崔先生的真誠。崔先生有些激動，她反駁說：這消解得了嗎？我想我很理解這句話背后的，很多沉重的東西。
事實上我對米蘭昆德拉的看法很接近崔先生。我覺得米蘭昆德拉身上有一種犬儒心態。我覺得他在1968年之后所有的小說創作，都是在為他自己當年的怯懦與不負責任辯護。只是作為一個小說家，他的小說本身極棒，叫人著迷。
昝愛宗話說的很少，只有在談到公民這個詞語時，才講到我們沒有公民社會這個土壤。結束時我說昝老師話太少，他說他不太習慣這樣的場合說話，最好是小范圍的討論。見森很年輕，不過思路極其清晰，給我和周都留下了較深的印象，我已經是第二次見他了，上一次是在溫克堅策劃的許向陽先生的座談上。
我的遺憾是，這次只帶了崔衛平先生的《積極生活》請她簽名，忘了帶《哈維爾文集》了。回來后翻著《哈維爾文集》，開始覺得有美中不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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