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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平隨筆四篇
[2012-5-24 8:23:23]
王海平隨筆四篇
無神恐慌
王海平
長影的老導演，現任電影家協會副主席的李前寬先生，日前和億商傳媒的陳柏毅先生一起談論重拍《封神演義》，引發了對中國神話題材的討論。陳先生在國外工作過六年，了解國際電影界神話題材的情況。他說好萊塢在沒有多少神話資源的美國，卻拍出了許多神話電影，圣經故事，《出埃及記》，《摩西十誡》，和《指環王》等，中國是個神話大國，神話電影卻不多。李先生說《封神演義》具有母體神話的價值，但開發不夠。陳先生投巨資改寫了《封神演義》，以彌補原著文學性之不足，他判斷封神故事有經典意義，但在當代文化和人們記憶中印象不深，不如《西游記》、八仙過海那么老幼皆知，因為后者是名著。
我想到另外的問題，神話除了傳播之外，還在于歷史的選擇，那是由無數個歷史時期的需要決定的。超現實的神話根源和流傳的原因都在各歷史時代的現實之中。中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文化具有多元融合的特點。上古時期，炎黃蚩尤各部落集團大沖突，大融合，便有了昆侖神話系列和泰山蓬萊神話系列等等，后來更有藏苗蒙維等各系神話的進一步融合，便成了多神與泛神信仰�！斗馍裱萘x》反映的恰好就是商周之交諸神融合和當時諸神尚未在文化中定位的歷史，也是部落集團之間爭戰沖突最終融合穩定過程的歷史寫照，故要封神。這至少是后人對當時神話形成的一種理解和描述。但神話流傳，確實是各時代人選擇的結果。從有神到無神的轉變就典型地說明了這個道理。
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以反傳統的形式展開的，打倒孔家店，也打倒了諸神。神逐漸在文化中退位了。更徹底的是建國后特別是“文革”，泛神的信仰被一神的崇拜摧毀了，迷信與信仰都消失了。“文革”后，結束個人崇拜，領袖走下神壇，中國開始了真正的無神時代。這都是人們自己的選擇。但無神也恐慌，幾度出現信仰危機。當時有人反思，大概中國不習慣無神，不知道信什么的民族是危險和沒希望的。
但當今似乎又有點返祖與復古，遍地皆神，處處祭祖，修廟禮佛，對神的崇拜似乎超過了歷代。但細觀察，卻明顯帶有功利色彩，大款們信的多，貧困者信的多。富者認為神佛愛財，往功德箱中多貢些，就會保佑他們發財，神佛成了有錢人的護身佛。窮人希望神佛能改變自己的生活，攘災祛病。但并不妨礙為富不仁，做欠功德的事，不妨礙損人利己，心中實際上無神佛。也并沒轉化為改變生活的努力，困境依舊。于是警察和法院的任務就特別重，而神佛倒清閑，沒什么責任，物欲橫流，人心不古，香火依然。
但陳柏毅先生看出了神話在民族文化中沒扎下根，李前寬先生要開發封神，弘揚傳統文化，這是一番美意。也許我們應當從封神的思維中受到啟發，歷史創造神話，人就是神或人人皆可為神。當人們現實的作為、創造具有了精神的價值也就達到了神的境界，所以可以遍地封神。毛澤東有詩“遍地英雄下夕煙”，是說英雄神靈就是我們自己吧？神只在人心、人身，只在當今！
遙 遠 的 家 園
王海平 2007年8月22日
深綠色的矮草均勻地從腳下鋪展開去，象巨大的綠毯；白色的、粉色的、藍色的小花散落其間，象繡在綠毯上的圖案；清澈的、泛著藍的河水蜿蜒在草灘，象閃亮的繡線；遠山、牛羊、草甸，恰是一幅恬靜的畫卷。這就是海拔3000米上的草原金銀灘。金銀灘因生長成片的金露梅、銀露梅而得名，但真正讓它具備金銀般價值的是那首著名的歌——《在那遙遠的地方》。如今，在當年王洛賓采風的地方，矗立著那位拿著皮鞭、騎著駿馬、粉紅的笑臉象紅太陽、美麗動人的眼睛象明媚的月光的卓瑪塑像，旁邊是藏族風情度假村，歌聲不斷地在草地上回響，把人們迎進這詩意的土壤。
這首歌曲在世界各地傳唱，已獲得許多大獎，被奉為民歌之經典。但只有當我走進誕生歌曲的草原和亦然塵封的歌王的往事中去，才理解了它之所以為經典，它的內涵。
在王洛賓紀念館，我為之震憾。1938年與蕭軍等西北戰地服務同仁西行，從北師大畢業的王洛賓，本來是要去巴黎學習藝術的，那是年輕才子的理想。但使他留下的卻是那個六盤山的風雨之夜，那神秘的花兒高手“五朵梅”，一名風韻猶存的大車店女老板。女老板的花兒深情、蒼涼、真切，深深地打動了年輕的王洛賓，于是有了后來半個多世紀的西部生涯，整整一生的追尋和寫出經典的歌王。
“走哩走哩走遠了，
眼里的花兒飄滿了，
哎嗨的喲，
眼里的花兒把心淹哈了。
走哩走哩走遠了，
褡褳的鍋盔輕哈了，
哎嗨的喲，
心里的苦痛種哈了�！�
今天讀起這歌詞仍然為之震顫。在全民族的苦難歲月里，戰亂使人流離失所，更加上遠行的離愁別緒，這西北民間送行的歌，沉郁而凄美，充滿了深情，直扣人的心弦。幾千年來，離愁一直是藝術的主題和題材。“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是唐人的送別，“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是宋時的鄉愁。而這背后的文化內涵是什么呢？在紀念館里、草原上、歸來路上，我細細思忖，反復想著古人與當代、民歌與經典，終于理解，將這些串在一起的是家園之思，是精神家園的追尋與寄托。
“在那遙遠的地方……”是愛情的記憶，懷舊的情緒，正是戀的內涵和本意。這樣的記憶、情緒和情思，不是特殊的、怪異的才子狂人王洛賓的超人體驗，而是人類普遍情感，中華民族精神生活的寫照。青春嬉戲，激情蕩漾，是生活之歡暢、生命之快樂的表現。皮鞭輕輕抽打的形象正是愛情體驗的美好記憶。這情正是人類最普遍的情感，只不過打上了中華文化的烙印。情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重之又重。親子夫婦之情、朋友之誼、故土之戀、鄉里之思等，懷舊中滲透的是家園的感覺。人類根源于群居動物自然本能的倫常情理和人際感情，正是中國文化所珍重的，這也許就是有的學者從“情本體”角度來解釋中國文化的原因。
這樣的家園情結、情感文化，既有沉郁、深情之美，又有悠遠達觀之懷。王洛賓的《在那遙遠的地方》，使人體會到深情、懷舊，更有快樂、明澈，是對生活、生命的理解。先賢們教誨要尊重人的感性生命、生活、生存，重視當下和今生此岸，這正是精神原形結構意義上的樂感文化。中國無神的傳統和無統一宗教的歷史淵源，大概就是春秋戰國以來《論語》、《道德經》、《莊子》思想流傳，重視人自身情緒、情感的民族精神吧。而人本身就是家園。
遙望花兒的高原、青海湖、祁連山、雪山冰川和金銀灘，只覺得巨大的人性主題正高高聳立在冰川雪山上，渾厚悠遠的家園旋律在草原上流淌，人類熱愛生命，尋找家園的自由的腳步聲正鏗鏘作響，越來越近……
端午考想
王海平
節日是一種民俗和文化，但其文化內涵和淵源并不都是那么明確的。象端午節，已正式列為法定假日，就大有究其淵源的必要。
最流行的說法是為紀念屈原而設的。郭沫若先生考證，屈原死于被楚懷王流放十五年之后，楚都郢被秦大將白起所破之時。他認為屈原自沉汨羅的時間農歷五月初五也可信，在聽聞到國破家亡的絕望消息后投江的。給后人留下了象《哀郢》那樣凄美的詩篇，而自身則成為一個壯美的化身。后人為紀念屈原的壯烈之舉和愛國精神，每年于端午節包粽子祭江，以免屈原尸身被魚龍所傷。這當然是一段深情美好的傳說，我們寧愿相信它。
但歷史似乎比戰國的楚國和屈原更古老、更厚重。據學者研究，西晉周處《風土記》記載，“仲夏端午，烹鶩角黍。注云：端，始也，謂五月五日，一名角黍，以菰葉裹黍米。”就是說每年仲夏端午要吃黍米做的粽子。殷朝時，人們用黍祭祀祖先和天地神靈，用牛角進行祭黍�？梢娛且环N農耕文化的儀式。聞一多先生考證，端午是四五千年前古吳越族的風俗。吳越族以龍為圖騰，每年以新米做各種食物裝入竹筒投入江中，獻給龍神，以保佑不受洪水侵害。賽龍舟也表達著與水神、龍游戲和諧的意愿。《荊楚歲時記》記載，南北朝時，人們已將作為祭品的角黍和筒粽統稱為“粽”。當新谷收獲前后首先要祭祖祭神，其中滲透著尊重自然規律，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思想，這與今天的科學發展觀是一脈相承的。
中國的節日多與食物有關。正月初一吃餃子，破五吃餃子，正月十五吃元宵，寒食清明吃冷食，五月端午吃粽子，八月十五吃月餅等等，在飲食中注入了多少雅致的講究和善良的愿望！但也有保護自身，抵御災害，祛毒辟邪的一面。端午節要喝菖蒲酒、雄黃酒避五毒，蛇蜈蚣蝎子等�！妒酚洝泛汀墩摵狻分杏涊d，戰國時孟嘗君田支出生于五月五日，其父田嬰認為“五”“忤”“戶”同音，恐遭滅戶之禍，就要殺其子以避災孽，得其母保護才幸免于難，后來成為大政治家。足見當時人懼“五”，認為“五”“惡”同音，稱五月為“惡”月。古人對五月的行為多有禁忌，至雙五之五月五日尤甚，所以祭天地，避毒邪，始有端午節。這實在是個敬畏心理的一種反映呀！
但“五”數也不盡是穢氣。中國文化中對“五”有種種信仰和詮釋。有五音五味五谷五金，五方五行，一部《周易》、和《黃帝內經》，五行說是其基本原理。中國的算盤實際是以五為進位制的。人們考證這起源于勞動。因為雙手各有五指，記事述事多以手指為工具，便有了種種五的概括。但五官五臟五體似乎又與勞動無關，有人解釋說是先數了五個主要的，其它的忽略不計而已。我自己相信五的崇拜和禁忌起源于勞動，起源于手在采集狩獵文明中的工具地位和作用，于是繁衍了這數理文化甚至信仰中的“五”文化。從十進位看，五居中，代表著陽剛、中庸、和諧，恰合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取向與精神。因之，端午是食文化和數文化的結合。管他西方的什么七日創世與復活呢，反正我們信“五”。五與午與武與舞都同音，中華民族敬天地自然，蒸蒸日上，如日中天，舞于宇宙乾坤，將生命與陽剛傾注于食酒，那是一種文化，那意味著五月里失去的，我們將永遠緬懷，五月里我們還要收獲，還要奮發，崛起！
詩是一種力量
王海平
象要教誨我們深刻認識自己的民族一樣，在剛感嘆過詩性缺失不久，汶川地震救災中來自民間自發的詩，如潮水般漫過互聯網、報章，在短信中傳遞，電臺電視和晚會上吟詠傳唱。沒有人覺得做作，不自然，倒像是發自每個人心里一樣，無論詩雅或俗，工與拗，語言是否通暢。不由人再次感嘆，中華民族是個詩性的民族！
數以千萬計的詩在同一時刻自發地出現，是一種壯觀。那種感覺是那樣的強烈，面對大災大難，大悲大哀，心中的情緒、情感要流要淌，思想信念要表達，要吶喊要吟唱。于是，苦難成詩，對遇難者的哀悼、哀思化為詩篇，把全民族心中的惻隱、傷痛凝于筆端，變作挽歌。那一首《媽媽拉緊我的手》，多少次地被轉發，又多少次催人淚下！于是，吶喊成詩，我們要團結，要堅強，民族凝聚的呼聲化作祖國堅韌的形象，變為詩人們的亢吟雄唱。于是，憂思成詩，對人類生存和生命本質意義的反思，憂患，理性、情懷、覺悟，也化作萬般傾訴，敘說。這樣的現象發人深思，說明詩性本在生活中。生活本身是詩意的，所以才有了對它的反映，無詩的年代是生活缺乏詩意，激情，而不是詩人無能。
那么，可否說詩也是時代精神的標志呢？曾幾何時，三十年前，天安門詩抄，成為當時社會心理的反映，今天看來，它或許正是撥亂反正，思想解放的前奏。時代精神中不僅有思想、理性、邏輯，也應有心理、情感、情緒，這些實際包涵著、蘊藏著思想、理性、邏輯的非理性。學者們研究中國文化是一種情本體的文化�？鬃诱f仁者愛人。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善惡之心人皆有之，并且把人的情感境界分為善信美大圣神六個層次。朱子解說，“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間，則有光輝之意”，是謂大美。這樣發乎情，表為美的東西，正是詩的內容和本質，正是人作為群居動物群體意識情感對自身生存狀態，社會關系的反映，情在這里是理性的也是非理性的，是包含著價值觀的情感。西方的哲學家也承認情感對人的思想觀念的形成起關鍵作用，比如舍勒，認為思想有賴于情感存在。黑格爾則說“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認為詩反映著精神本質。因之，作為反映人類情感折射人類社會存在的詩大概也可以算作時代精神的標志之一。從這樣的聯想出發，我們去把握一下汶川地震詩歌中傳遞的是一種什么精神呢？那是對去者的惋惜，對生命的珍視，對自然災害的抗爭，對團結凝聚的呼喚號召，堅強奮斗的激勵，一言以蔽之，是以人為本和集體精神。它本身超越了功利，超越了市場經濟，因為人本身的生存狀態和社會關系包含了市場經濟，但大于、廣泛于市場經濟。那些吶喊吟詠不正是在向人們提示、渲染著和諧、仁愛、團結、奮斗、發展這樣更為深沉崇高的理念嗎？答案是肯定的。
《離騷》成于楚難，《胡笳十八拍》賦于流離，苦難出詩人，這已被以往的歷史無數次地證明過。而當下的歷史向我們證明的是，多難興邦，詩還是一種力量。在無數捐贈中，搶險救災的行動中，我們看到的難道不是詩心？！而那數以千萬計的詩只不過是詩心的外在表現。詩的洪流，愛的潮水，必將把中華民族推向新的高度和起跑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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