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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06年的年底，因于中國基督教藝術展事之由去了北京，適聞好友袁冬平的紀實攝影專題畫冊《窮人》出版，時有很多朋友為新書的發布會和研討會遠道而來，相邀一聚。畫冊由美國溪流出版社出版，劉樹勇設計制作，大12開本，收錄了黑白攝影作品61幅，雙色印刷，材質和裝幀都非常精美，文字編排和版面設計亦是非常悅目。劉樹勇教授長于文學和藝術批評，涉習的學科廣泛，曾熱道書法，更偏愛視覺圖像的形式語言，甚至有一段時間動手作畫，感覺凡人不及。早在90年代初，劉樹勇佇身攝影領域，實為從事現代藝術觀念攝影的一位先行實驗者。之后，更多的精力置身攝影批評和圖書的策劃編輯工作，在他手中出過不少自行策劃設計的文獻畫冊。多能兼勞，優助整體的信度，在劉樹勇的編輯設計經歷中，畫冊《窮人》可是較為完美的一例。
袁冬平的這一紀實攝影專題完成于十年前，據攝影家本人講，最初的起因源于在《民族畫報》社工作常去偏遠的民族地區采訪，其間看到了許多人依然過著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日子，感到非常震驚，便想著把他們的生活狀況真實地記錄下來。1993年，袁冬平接受了畫報社報道扶貧計劃的拍攝任務，其時攝影家也開始調整了自己的視域。歷時兩年多的時間，袁冬平先后去過貴州、廣西、云南、四川、寧夏和新疆的貧困地區，接觸到了生活在貧困線之下的眾多人群，畫冊中的圖片正是他們真實的生活寫照。盡管袁冬平知道這些圖片在時下的境況中不可能有發表它們的地方，但是仍一直期盼著把這些圖片編輯出版，十年太久，最終攝影家自己出資在一端緩沖的空間為它們找到了應有的歸宿。袁冬平在畫冊的后記中寫道：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夠看到這些照片，關注那些窮苦的人們。是的，我相信這本畫冊足以能夠引起人們對它和他們的關注。袁冬平在畫冊的后記中還寫道：沒有想到的是，十年之后，很多地方貧困依舊。是的，我還相信，貧困和窮人是永恒的。
二、
人類在自然中生存，文明促動人類走出低級的自然生息的方式，文明還鼓勵人類回歸崇高的自然生命的境界。自然輪回，生生不息，周而復始，自然地認識并且自然地調和人類的矛盾。改變自然，仍在依附自然，自然還是那個一樣的又不一樣的自然。矛盾在于自然的現象和本質的若即若離，真做假時假亦真，假做真時真亦假。自然、文明、貧困、窮人、生命……既可用于一個名詞也可用于一個形容詞，甚至適用更多的詞性。如何正視人類的矛盾，而不只是滿足于自然的化解？正視矛盾需要有一個根本的立點看清自然的面目，有賢者曰給我一個支點我可以搬動地球，但這還不夠，給人類一個立點，可以看清自然。根本的立點就是要脫離自然，擺脫自然的心態和自然依附的命運。
幾千年來習慣于自然生養的人們，道法自然，或靠天吃飯，或與自然的命運抗爭，春秋更霸，朝代更替，循環交惡。天既代表自然的主宰，也代表世人的主宰。上有老天爺，下有天子，自然認養，自然遺棄，天命難違，皇恩浩蕩，天下與眾民無關，眾民實在也問不了天下，自然興衰，榮辱皆忘，文明粉飾，掩蓋矛盾。民以食為天，本是一句宗教色彩的詞匯，久而久之淪為一句世俗的話語，眾民以糊口活著為生活的第一性質。自然生息的基本狀況微有改觀，盤算著自然生命的桃花源。
自然生存始終尊奉著一個權威的統治，要么入仕，要么出仕，要么混世，要么避世，為天子還是為自己活著都不好。服從上帝，似乎讓人們一下子失去了習慣的傍靠，茫然若虛，但是有一點是可以明確和實在的，那就是不服從自然。自然的世界永遠是不平等的，出生入死，不能一樣地自然生活，只能一樣地自然死亡。上帝的信仰啟示人們勝出自然的命運，出死入生，進入一個新的生命意識，生而平等，平等管理自然，走出封建社會天朝更替的生存機制，步入民主社會權力移交的生活體制。脫離自然在于徹底改變自然的命運，利助世人一樣地自然生活，本身就是崇高的境界，平等之下生命呈現不同的事實，而不是一樣的被改造，去改造，成為自然的犧牲品，不能成以自然，始終期待著崇高的境界。自然的一樣不等于平等，平等也不是自然的一樣，平等是一樣的自然。換句話也可以說，人類不是不服從自然，只是服從平等管理的自然，不是不服從權力，只是服從民主體制的權力。因此，一樣地自然生活，一樣的生命權力，共存的社會不是盤算著自然生命的桃花源，而在于自然生息的基本狀況得到徹底的不斷地根本改觀。事情正是如此，脫離自然的人類，自然地進步了，自然的進步讓世人看到了安于自然的落后，現在不安的人們急切地想脫離自然生存的窘態，如何脫離？
人類的文明、智慧、知識、理性、科學等等都不能讓人們脫離自然，因為這些都源于自然之內，還有一些源于自然之內的宗教也不能讓人們脫離自然，從嚴格的意義上講，因為這些宗教也是人類文化的一種。同樣，也不是人類的文明、文化、知識、理性、科學可以幫助體現人人平等，而是因為勝過自然和人人平等的信仰讓人們顯出文明、智慧、知識、理性、科學……的素養。文人也好，人文也好，并不在于知識分子具有濟弱扶傾的責任，只是因為濟弱扶傾的責任成就知識分子，有時文化人做的事不比窮人尊貴，有時窮人做的事不比文化人無知。視覺專題圖片的窮人，我想說不是攝影家的責任讓他按下快門，只是按下快門的責任讓他做好一個攝影家。就像一個樸實的農民，不是農民的責任讓他種好地，而是種好地的責任讓他做好一個農民。
不是因著歷史和文明悠久的傳統就是進步，進步也許并不倚重這些傳統，反之亦然，人類的傳統仍然有無論如何進步也無以超越之處，進步仍然有無論如何人類的歷史和文明也克服不了的弊端。承認人類的原罪，似乎并不能具體指明誰就是罪人，但是有一點也是可以明確和實在的，那就是人類的罪是永永遠遠的。承認這一點就是破除生活的偶像，否認這一點就會在生活中制造和崇拜偶像。個人、主義、組織，甚至教會……都不是公義的絕對化身，智慧、知識、理性，甚至財富……都不是身價的絕對定義。不是世上的義和益可以克服人類的罪，而是克服人類的罪可以幫助人類行在義和益的道路上。上帝的信仰不是為義人而設，并說富人進不了天國，是在指責人的自負。信仰是要人們行義，也要人們收獲多多，在于拯救人行在義和益的道路上。關注窮人不是受世人義和益的驅使，仗義執言；關注窮人是擺脫人類的自負，依據信仰的告白，仗言行義。
人人都不可自負，人不能給人引路，因為凡人都需要被引導。遑且不論天上的國與地上的國之分別，單說國家觀念和社會意識也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是集體的所指，后者是個人的能指。普世信仰的主旨在于救人過于救世，信仰不能說是私人的問題，但肯定是與個人相關。人類的生活不能依靠一個人、一個集體的引導，不能受一個人、一個集體的意志驅使和役使，平等地管理世界不在于一個人或一個集體代表社會的主意，而在于社會的主意反映在一個人或一個集體的身上。只有普世的信仰可以涵蓋每一個人，從而由國家封建的社會走向由社會組建的國家。巴別塔的寓意，告誡人類不能以集體的名義來建造現世的通天塔，而只能以個人的所能經營集體的現實生活。自負的人們傾向建造飄然的烏托邦，信仰提醒人類不要迷信什么通天塔。服罪的人才懺悔并祈禱：愿上帝的國度降臨，愿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天堂不僅僅是自然人身后的夢境，沒有現實的意義；天堂就是脫離自然生活的開始，以及回歸。脫離自然的局限，脫離罪的轄制，然后，丟掉幻想，準備“戰斗”！
如何面對又如何思考無以窮盡的矛盾？現代民主的社會樹立法制的規則，世上的法都是以人來制定來治理的，如何說道法制的社會，有一點還是可以明確和實在的，那就是先與人人平等的信仰立約，然后簽立社會的盟約。任何個人和集體都不能凌駕于社會之上，朕即天下，黨即天下，把國家作為一人一家一黨的天下，再以他們的主義作為法規。人類不能從罪身開始潔凈真理，人類只能從真理開始潔凈罪身。有了民主的法規，就不是依附一個好人，碰到一個好運，而是依靠一個合理的規則，不是德賢能智的引導而是實踐理性的人類進程，盡管會有挫折。上帝的律法約束人的罪也約束人的法律，信仰破除世人的法也是為了健全世上的法，約翰一書第二章第十五節上寫著，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也是讓人們不要依據這個世界上的標準，而是要藉著超越所有世人之上才可能的公義來約束這個世界的標準。
法制的社會還在于說明了一個社會意識的生活體制，個人不是被動地執于王法，而是能夠涉及自身的人權體驗。社會的整體意識與個人的日常生活包容在一起，為社會也要考慮到個人自身，為個人自身也考慮到社會，不再稱道傲慢自負和明哲保身。日常的生活并不是按照人的責任而做，只是要履行公義做一個有責任的人，這個責任是永遠的，不會因人而易也不會過時。這個責任是平等的使命，知識分子有知識分子的責任，但不是憑著知識分子的責任，基督徒有基督徒的責任，但不是憑著基督徒的責任，每一位公民都有自己責任，但都不能憑自己的責任而凌駕他人，而是憑以一個有責任的人履行公義的職業化生活。況且，現實也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滿足人的責任好好生活，但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愿意做一個有責任的人好好生活。
不是生活允許信仰自由，而是信仰允許生活自由。自由的裁決權不是歸于統治，自由是生命原則賜于的平等權利。國家觀念和社會意識雖然是兩個分殊的概念評說，但說到底，實際的差異就在于由誰來經營。如果是以國為家的自然生存，那么天下就是國家的，當然由國家來分配和治理，一切都由自上而下的權力來決斷；如果是以普世的信仰為家的自由存在，那么天下就是世人的平等管理，一切歸社會的權益來決斷。國家的經營，物歸天朝，人為御用，接受國家的恩惠必然要聽從國家的專制，效命感恩，別無出路，仕途為正途，學優登仕，攝職從政，拿誰人的錢為誰人辦事，天經地義。社會的經營，世人都是創造主的管理者，社會調節著就業的謀生之路，共同謀劃社會的財富為社會服務，也是理所當然。社會的管理，社會的效益，有創稅的人，也有稅養再返稅的人，不是當權者的利益說了算，而是納稅人的利益說了算。生活重要的一條在于經濟獨立，民主的社會體現了社會的經濟獨立，社會的勞動并不是國家的權力分配，相反，國家的權力只是社會的職業分配，政府機關才能稱得上是公務員，而不是國家的公仆。這時所說的公立、私有，官方、民間……都是社會體制之內的語義，與國家主義體制內的諸多同語歧義。
吃皇糧不效力為不忠，受皇恩不相扶為不義，“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充其量表現了做人的骨氣，現在國家體制內，仍然見出傳統文人的責任難以徹底。向統治挑戰需要一個根本的憑據，打消自然人的軟弱和自負，以平等的使命為責任。做一個有責任的人是一種勇氣，不是推翻一個王朝再擁立和依附一個王朝，而是要推動社會的經濟獨立，進而做一個經濟獨立的人，掌握自己的命運，收入、福利……不再是國家的保證，而進入社會的保障。終身勞苦，糊口度日。自然生活的天敵是貧窮，自由生活的天敵是奴役，每個時代有每個時期的貧窮，捍衛經濟權力就是捍衛自由的權力，貧窮也不能失去自由的尊嚴，只有自由的尊嚴能夠保護勞動的財富不受侵犯。信仰是自由的智慧，智慧是勤勞的擔保。
封閉礙于自然的封閉，不及身外之事。以天為限，以人論人也被人論，個人可以說是為天下負責，天朝也可以說是為人民服務，各爭為義，難以說清。上帝的信仰不是自然的主宰，是主宰自然，啟示人們基于創造的基點去認識自然本身和人本身，開放是突破自然的開放，不再信人為的真理，而是信真理的為人。古賢曰存天理，滅人欲，其實人類的自負也是自奉天理，上帝的啟示滅掉自然人的天欲，存人理，理性和科學即是勇于突破自然的限制，突破人為固步自封的禁區。正是因著信仰，人類開始了認識自然的大發現，開始了脫離自然動力的工業革命。現代的自由生活雖然是多元的，但是人們要清楚是如何走向多元的，如果沒有創造的信仰啟示就不會有社會的民主經營，就難以形成自由和多元的氣象。基督教社會經過了兩千年的斗爭，糾正了對國家的權力專制，對信仰的權力專制，從自然的掠奪占有演變為理性的經營再生。如果人類只靠自己，就不會有民主社會的產生，只因有了民主社會，人們才可能靠自己。古人天人合一的觀念只表述了自然的人類現象，誰是天人合一誰又不是天人合一，生活中沒有明確的界限；但是，國家話語下構建的平等與平等話語下建構的社會則是涇渭分明，自然和自由的生命，人質不同，價值也不同，自由生活就是平等的感恩。
自然人的眼光是有限的，擺脫不去對面前的依賴，看到民主社會的發展，也只愿學習眼前的，而存心忽視其后的成因。生活中雖說不以眼前的利益為重，但本性是務實的，拿來主義為權宜之計，然而有些不被視覺的你是拿不來的，不知如何用自由保護自己，自己原有的也會丟失，仿效的民主、法律……都是做給人看的，成了擺設。藉著人類的進步，長跪不起的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事實好像是外國人或是他人讓跪下的，不敢在人自身上找原因，不僅不汲取教訓，反倒增加了自負，恰像只要背開皇帝，一轉身就可以耀武揚威一樣，世人看不得窮人乍富的樣子，看不得小人得志的樣子，不知不跪皇帝不跪人是因何而起的，也就不知是圣靈讓世人獨立站了起來，惑于感恩，一站起來又自大了，又是家天下，又是順從一個集體的領導，又是要求黨恩浩蕩。唯物取道的骨氣，以生活為未來的生命做抵押，舍生取義，大不了去死；唯心行道的勇氣，以生命為現實的生活做抵押，信守生命，大不了去活。恩典不是嗟來之食的施舍，恩典是導向自尊的生活環境。經濟一體制是社會經營的一體制，以自由的生命做本錢，做一個負責的人，尊重生命。
生命是形而上的圣靈，形而上就是形而上，何必回避，何必回避了反而又要在現世中追求？遑且不論唯物和唯心，現實不是物化世界形而上的幻想，現實是靈感育化形而下的實踐。進城不意味著脫離了自然現象，不在于城市化更在于社會平等的保障體系；有了文化知識不意味著具備了生活的責任，不能不要信仰而只要文化；有了憲法不意味著實現了憲政，不能依然是法外開罪，法外施恩，無法無天，隨意妄為。逐物意移，時尚攀比，不做都不做，要做都要做，互助組合作社包產到戶，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計劃和市場都是調控的手段，為什么不能獨立經營？是不能只跟著人的后面跑，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不是東方的帝國主義、民族主義，也不是西方的帝國主義、民族主義，也就更不是個人主義，難道只是為了走出一條不同的路，把大自然任意踐踏？指望著一個合理的監督體制，人為什么要被監督，人又憑什么監督人，只因為人不能自負，只因為還有一種力量在監督著世人的監督規則，天賦人權，也是天賦責任，否則法律法規更成了冠冕堂皇的偽裝。爭論來爭論去，你的規則，我的規則，如果是你的規則、我的規則，因此，“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透過現象，集體主義是一種勢利，人類又只能是集體生存的方式，只好依從勢利。信仰給與平等自尊的生命意識來接納集體，抵制結勢壓人和攀勢跟風，反對文化專制，反對經濟壟斷，改變依從勢利的生存狀態。人人不僅是藝術家也是社會學家，這是指生活的自尊和責任相連。百工通塞，藝術和社會學各是一門具體的學科，各自有著標準。攝影也是適用廣泛的一門技藝，有藝術攝影、廣告攝影、新聞攝影……之分，也有人文類、生活類、自然類之別，根據不同的門規和行規要求分別對待和把握。現在人們看重的紀實攝影其界定更為寬泛一些，既兼容諸些因素，也要訴求“純”攝影本身的期待，就像“純”繪畫或“純”藝術一樣，更像做一個“純”人一樣。攝影也有祈求繪畫意象而追進繪畫本身的過程，其旨也就不是圍繞繪畫性和攝影性，后有了現代藝術對傳統美術的突破。鑒于生存中的矛盾，人不盡純，“純”也是一個形容的詞性，既包括形而上也包括形而下，形而上是人類的啟示，形而下是人類的實際操作，形而下也是啟示照亮之處，形而上也是理性承明之處。公平而類均，亦凡亦貴，好自為之。“純”藝術是植于現實，毫無疑問，但不是突顯形而下的操作以代形上之言，成為了宣傳言教的作品，如果是這樣，藝術也就成了為內容而內容的作品；而是要盡量愈合人的技和理，騰出澄明的空間，以形上之言敞亮形下之說，如果是這樣，藝術也就是為形式而形式的作品。歸根結底，在于普世的信仰和真理無質無形。每件視覺作品都有形式，但不一定能夠屬于為形式的藝術；每件作品都有內容，但也不一定就是屬于為內容的藝術。“純”藝術也就是指“純”形式的言說。“純”形式的藝術與表現的題材有關，因為“道成肉身”，以形下的現實承明形上之言，哪怕是世俗的題材；“純”形式的藝術與表現的題材無關，不以形下的表白為形上的代言，哪怕是上帝的題材。人人都是藝術家，也是啟發注意人自身的“純”形式。人人都是社會學家，也是啟發要做一名社會的人。人的技和理只是一個方面，但是，形而上澄明的空間不是要拋開或超越人的技和理來表現，重道輕技，而正是啟發人的技和理如何完善，以上帝的道打破自然之道，主動發展。自上而下，上下和睦，信仰延下來一條主線，摸不著，看不見，理性是為了減少盲目，不是為了盲從理性。
攝影是人類形而下技術的結晶，方便了圖像為社會的使用，眼下計算機更方便了圖像的制作和普及，越來越從形而上走了下來，越來越世俗化。繪畫性、藝術性、人文性和理性都可以是攝影體現的一部分，但都不代表視覺呈現的完備功能，即使社會學也不是紀實攝影完備的功能，因為紀實攝影不僅從社會的處境關注社會，還因為整個社會仍要被置于形而上的關注之下，平易地表述出本身的形式。訴求攝影本身的圖像，既注重的專題的表達也看重形式語言，其出發點和編輯的落實是值得考究的，達到什么樣的歸類要求是不一樣的。一些紀實攝影專題適合社會學的文案，甚至數字細表；有些則只是時間、地點、簡要的拍攝文檔，必須強調的是圖片前后的關聯，不是去補充它類相關的學科，形成了本身的文獻留待它類相關學科的補充。可以是配圖可以是插圖，但從來不完全是，其自身是可以成立的。借用“純”藝術指說，說到攝影本身，說到紀實攝影，一是記事，一是創見，不是突出記事的藝術，更是突出創見的客觀。最崇高的藝術就是實用藝術，哪怕是一點點小小的發明也強過人的喧嚷，但是，最崇高的實用并不是眼前的普及的，最崇高的實用就是形而上的普世的，時時處處影響著人類，幫助著人類。不因一時看不清的作用而否認和破壞，歷史和現實是相對的也是相合的。不是人類自負的責任在引動著社會的建設，責任——不可濫用，無以推諉。
三、
翻閱袁冬平的專題畫冊，這些照片的窮人，可以歸于一種自然，這些窮人的照片，不能簡單地歸于一種自然。我自己比較喜歡暗碼77頁上攝影家在云南西盟縣岳宋鄉小新寨村拍攝的那幅小女孩的照片，倚著竹樓，手的擺放略顯拘謹，天真無邪的笑臉正面對著我們。吞下禁果就要連帶吞下人的智慧，沒有免費的午餐，人們正是在自然中自以為是的遠離了自然。面對這個女孩天真無邪的笑臉，我更愿意相信：尊重自然的原創，讓天上的國引領現實。我與袁冬平交往已久，每次欣賞他的圖片，都能平易的切入，人也一樣地謙和，亦友亦兄。他這組拍于十年前的專題，我曾仔細地一一看過。那是緣于一次難得的機會，有幸編撰大型攝影畫冊《逝者如斯——20世紀中國民間生活》去他那里討圖片，這套攝影畫冊含城市、鄉村、集鎮、家庭四部，四部又含上下冊，這幅拍攝了小女孩的照片被收入家庭上卷第44頁兒童的章節中，無類地域：童年是自然的感情。人類依靠圣靈提升回身孩子般原創的樣態，這是天國的奧秘。同一專題的其它圖片也被收入了其它章節中，如生養、家境、百姓……平語合聲，原生原態，一目了然，亦不盡然。
《逝者如斯——20世紀中國民間生活》這套攝影畫冊的編撰起于1996年，集約了三千多幅照片，8開，四色印刷，2000年由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思考中國的進程，國家一統的觀念使得社會實際上成為了空缺的概念，社會一直被認為是不潔的，把社會替指為民間，只有不正統的人才流落到社會上，吃國家或曰官方飯的人耀武揚威，似乎只有國家的精英才能擔負天下的責任，20世紀末，情況有了變化，漸漸由國家的保證轉化為社會的保障，國家的招安轉化為社會的招工……但是，中國的改制是自辛亥革命之始一條艱難的未竟之路。畫冊中對此做了描述，同時也關注著中國從自然的民間走向自由的社會意識。畫冊的編撰得到了袁冬平的熱心相助，聯系去民族畫報社征集照片，并精心手工印放照片，介紹去各地攝影家手中搜集圖片，沒有他的相助，這套攝影畫冊很難完成。在奔走各地集稿的過程中，見識了許多攝影家平民化的拍攝立場，他們脫出了國家意識形態話語的主導，看到不同了，看法不一樣了，觀念也慢慢被視野改變。
在袁冬平新書的發布會和研討會上，攝影家姜健在即時發言中對袁冬平的這個專題做了簡要的介紹和回顧，兩人曾一度探討這個專題。姜健還坦率地說道，“窮人”這個題目很大，較難掌握和拍攝，并說自己不敢貿然使用這個命名。姜健先是一位提琴手，1984年轉入攝影，是一位優秀的攝影家，1995年由浙江攝影出版社出版了個人攝影專輯《場景》，直目中原大地的自然本相，為人一樣地敦厚，見解生命的本質：觸目意動，也像姜健本人專輯后記中那樣地期望，后人能認真端起相機，拍攝出21世紀的中原場景。1996年，那次征稿時在鄭州與姜健相識，姜健考問這類圖片的用法，對著四幅圖片我說，這可放在一頁上用于集鎮的行業，也正是如此，在集鎮上卷第94頁，由縫紉店、理發店、藥鋪、飯店四幅圖片引出一個章節，其中拍攝理發店的圖片就是姜健專輯《場景》中收錄的那一幅。那次的征稿還挑取了姜健很多其它的圖片，有景觀也有人物，感謝冬平和姜健這樣的中國攝影家，他們日常的辛勞不僅支撐著《逝者如斯》這套畫冊的成立，也支撐著中國日常化生活的信念。姜健與冬平一樣地心細如絲，情逸平穩，繼《場景》后，2000年底中國攝影出版社出版了姜健的第二本攝影專輯《主人》，姜健在即時發言中的思慮也是與冬平共同的心歷，換句話說，“主人”這個題目也是很大，冬平也未必敢貿然使用“主人”這個命名，但是，兩人做的都很出色，都是不可多得的文本文獻。窮人，主人，對于社會學家、歷史學家、人類學家，也是大的不摸邊際。生活既是總結，也是個人的分析，更在于身邊一點點工細的責任。《窮人》和《主人》都附著攝影家的拍攝手記，一在前，一在其中，幫助對攝影專題的了解，也啟發人們盡情追感，盡理尋思。分工有責，各盡所能，哪怕是影像一點點的直觀，這種直觀就是直接溝連生命的源點和個人的觀點，攝影家的圖片自不必說，其文字也要是自信的圖片一樣，一針見血。擬人擬物，都是人類的文化，自然如人，人如自然，也就意味著人和自然都需要被管理，都希望著繁榮。
通過姜健的聯系，結識了鄭州其他幾位攝影家，與姜健一面，印象不去，記得姜健用摩托車送我去了汽車站，趕路平頂山。在平頂山拜見了幾位攝影家，其中王彤現在居住北京，身為中國地理雜志的圖片總監，恰逢出席了袁冬平的新書發布會。王彤當時做了“文革”遺跡的專題，房前屋后，舊壁斷垣，時曾紅極的標語畫像，剝落褪色，當作自然的瘡痍，無人追究。王彤人也靦腆，圖片拍的也是心氣中和，即是如此，王彤也擔心落得無端敏感。貧弱病難，自然不免，直觀正視，不擴大也不宜遺漏，正是樸素的記實，進入《逝者如斯》整體的圖片中，一點也不招眼，在集鎮下卷，既可以看到106頁上的“前朝遺風”，也可以看到107頁上的“‘文革’遺跡”，這是我們的環境，長書史記，續頁不忘“黃河兩岸是家鄉”。
這次新書發布會上還見到了在昆明征稿時認識的云南新聞圖片社的徐晉燕，徐晉燕也有自己關注的專題。在上次征集的稿件中，有一幅過目不忘，兩個背著竹簍的鄉村兒童凝視著一座教堂，對其中所有不得而知，人們對他們的心中所有也是不得而知，奧秘就是讓全人類思想，況且不準世襲，生命的真諦只能從頭開始。也是這幅圖片，被再用于主編的《實現：綜合藝術評論》第五期上（香港道風山基督教叢林出版2006）。人人都是藝術家，社會學家，不意味著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以文人或是人文為高，也不是單方面所說的扎根大地賴以大地，而土氣不去。相機拍下的圖片，目前都是記實的，為何在我們心目中有實不實，就在于攝影家要堅定腳下那一點點源于創造的立場，始終不渝，哪怕是擺拍的圖像。生活就是世俗，但也不是自俗流俗。說攝影是記實，又說圖片不記實，說著服從，世道變了，又說是盲從，又說是愚忠，都是人話，人的矛盾太多。“自相矛盾”、“盲人摸象”、“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人有智，止于智，永遠不知智；人于自然，止于自然，永遠不知自然；人在天下，止于天下，永遠不知天下。生命的根本是明智，這不是一個自身的合成詞，還有一個起于創造的動因，從而智取自然。上帝成言，世人成語。
袁冬平在拍“窮人”的專題之前，還拍了一個專題“精神病院”，自然不容放過。“精神”也是令人類最傷腦筋的事情，常人看顧著精神疾病的人，圣靈看顧世人的精神，不必總是強調人的精神，好像一提精神就崇高了，不知哪會也不知哪處就起了精神幻想狂，走失正常的生活。強調攝影本身，也是強調正常人、正常生活的本身，即使是記錄一件事物的唯一一幅圖像，也會因攝影自身的不成立而被放棄，我想攝影家專題的最后輯成也是這樣的吧，忍痛割“愛”。誰都明白生活中要學會放棄，最大放棄就是放棄自然人的自負，然后認真撿起一片收獲。世人強調愛國過于愛人，凱撒的歸凱撒，上帝之愛是要人愛社會，這個愛是普世的，如果人不愛社會等于不入世。社會生活既不是從愛人出發也不是從愛工作出發，真實的情況可能是兩項都不夠愛，但是要有責任，把手上的事情做好，保證自己的合法權益，多勞奉獻，就是真正的愛人如己。不是的社會的責任成人，是責任成為社會的人。《精神病院》的專輯1996年已由中國攝影出版社出版，《精神病院》和《窮人》平平常常的圖片是對人類本身的關懷，不僅在于關注者情愿于平常的立點，還在于關注者不愿意離開平常的立場，中國的民間生活能夠步入正常的社會生活。
說得高尚一些，人類是文明的進步，工業革命的進步，說的直白一些，就是人類的經濟和技術的進步，正是現代的社會體制促動了人類的經濟和技術的進步。攝影人更應該明白這一點，技術時代，網絡時代，每個人的兩下子真不能算個什么。色彩古以有之，油畫就在于油性載色劑的一點點發展，油畫可能成為歷史為世人紀念，水墨也可能成為個人的追求，社會是主流，不意味著主流就是社會。人人平等，誰也不比誰優越，也就不是爭論哪個民族比哪個民族優越，關鍵是怎樣實行生活的管理，公義不是官方的私斷，也不是民間的私了，關鍵是不是充分地體現社會的經營。管理始終是集體的理念，但不是以集體的名義壓制個人的名利，不是簡單的形而下的少數服從多數，如果僅僅是鼓吹多數，永遠是大國爭霸的帝國主義，集體的理念是敢于堅守個人的名利，不容許腐敗。與世無爭，不是以人的名利爭公義，是要以公義爭人的名利，奉獻不是鼓勵人要敢于犧牲，是鼓勵人要勇于成就。相信人性本善，人就自負了，一說擔負天下的責任，人就順從了，這是人根本的惰性，國家一放手，就不適了就亂了，人的責任哪怕是出于天下都是人的自負，斂財義自負的人進不了天國，因其自負的拖累被一道窄門欄住。相信人的罪性，自由不是自然的，自由是自不自義而來，自由是由不自負而起。物競天擇是自然的事實，但是，人類不是跟從自然的事實，自由引導自然。責任不是做給人看的，一點點責任正是每個人在無人關注時的持守，不是做給人看的也就是不是給人效命，無奈陽奉陰違，危難在即，一盤散沙。民主的社會首先確定責任的成立，然后，聽人的或是聽自己的，是遵從這個責任。自由平等的使命就是為了責任，信仰的人，非信仰的人，不能只言人的罪，更要負責任，懶人也進不了天國。國家為百姓辦實事引發了一系列的形象工程，如果真是辦實事，就把經營權交給大家；作為百姓也不要總是想著誰來為自己辦實事，自己每個人都要先為社會辦實事，促成民主體制社會的形成，建構社會經營的生活方式，才是都要依法經營，才有權力享用。常言道創業難，守業更難，實際上社會經營更難，民主體制社會不是自然天生的，也并不是自然人就可以自然接管的。依仗國家精英只能滋生精英的權益，國家專制下只有國家機構內順民的待遇，民主社會才是社會結構內人人擁有普通公民的權益，公民不能混自己，公民的權益成就社會精英。社會組建國家的社會經營方現強盛國力，社會的全民之國力與國家的全國之民力相對時，優在前者。
形而上對形而下的影響，產生實際的效益。“純”藝術不是單向所指的藝術事件，更是生活的導向功能，責任明確，導向現實，責任不明，效果就不會明顯。著名攝影家和攝影理論家孫京濤在《窮人》一書的序言中說得好，“確實，作為一名中國的紀實攝影家是很悲哀的，因為這個國家嚴重缺乏紀實攝影生存與發展的真正土壤——民主政治意識、公民的參與意識與對他人的責任、開明而自由的傳播——都缺乏”。從事紀實攝影系統的操作，先要探討專題，更要先探討現實，能不能導向現實，不能總是摸著石頭過河。不跟在人的后面爬行，首先不要跟在自然的后面，等到一切摸得著看得見，將失去先機，成為了不是原創的制作或制造，領先的意義更在于自由的創造。拍現實不一定不神圣，畫圣像不一定不現實，中國與西方的實際情況不一樣，中國現實的出路在哪里，歷史的歸宿在哪里，因人而易，自生自滅？世世代代都有要保證平等的呼吁，我們期盼著平等保障下的呼吁。我們肯定在中國改制轉型的時期，有很多的人正在切入自由和民主的責任。做人要確立世界觀，世界觀會不停地改變，從根本上講，世界觀不是要依你的看法，我的看法，不是擁護這個主義，擁護那個主義，不是站在窮人利益還是站在富人的利益……根本的世界觀就不是立于這個世界而觀，坐井觀天，而是脫離這個世界，以一個永恒立點觀世界，不放棄自由的立場，實現生活的在場。不是改變了自然，而是，自然得到了改變。
四、
起身干活，坐下吃喝。在袁冬平新書發布會前朋友相聚一齊吃飯，餐桌上聽一幫攝影的朋友言情敘事，話題自然也離不開袁冬平畫冊的出版。孫京濤是攝影群中的是一位俊杰，曾見識了他的攝影專題請予稿用。正值歲末，孫京濤在席中細例了幾位同道一年辛勞的成績，就像盤點收獲的糧食，貴在類屬社會的祭品。孫京濤和劉樹勇設計著次日發布會的安排，就像設計生活的禮品，人重禮敬。分享是圣餐的儀式，生活既不要專制也不要貢賄。氛圍共感，我聊了一件事，近來讀到了作家史鐵生先生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復述了一個英語童話，講到了對哀愁的關懷和傾聽，文中的最后一段寫道，不知何故為這么一篇寫給孩子的故事而淚不自禁，作家聯想到了自己的幼兒園，想起了那懲罰的游戲，文中最后一句作家設問：這不同的童年消息，最初是從哪兒出發的？讀后深受感動。這篇文章太短，于是說在編輯06年最后一期“成言藝術”網刊時，在其后附上了一首里爾克的詩《耶利米》，耶利米是《圣經》中記載的一位先知，詩中最后一節是這樣寫的：“我要在廢墟中 / 讓我的聲音再次響起，/ 因為，最初它就是一聲哭嚎”。想想我們的生存，何嘗不是。人可以自負自保，就有了財富的爭奪，人不可以自負自保，就只能是現世的管理：在現實的處境中，讓自由的生活再次開始，因為，最初它就是赤裸的一無所有。
《窮人》的發布會和研討會于2006年12月24日下午4點在首都中央財經大學主樓會議室準時開始，當晚，享受著提速后的直達特快火車回家。今晚是圣誕之夜，朋友讓我分享了一個快樂的圣誕節。自由的世界，沒有專制的內政。自由是上帝的命題，愿天上的國降臨，社會就是我們生活的課堂，課堂就是我們現實的教堂。
（王魯 畫家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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