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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意識.婦人之見.雌聲·翟永明
[2008-5-26 13:14:42]
女性意識.婦人之見.雌聲
翟永明
關鍵詞： 三首詩 三位女詩人 三種女性價值觀
一．自恨羅衣掩詩句
游崇真觀南樓，睹新及第題名處
云峰滿目放春晴，歷歷銀鉤指下生。
自恨羅衣掩詩句，舉頭空羨榜中名。
2005年，我打算寫一篇關于魚玄機的文章。于是，打開電腦，搜索魚玄機的資料。不料谷歌搜索中，跳出來的，全是赫人標題：《情欲世界的女皇》、《從“棄婦”到“蕩婦”》、《因妒折命的魚玄機》、《風流女道士》等；還有以此為題材拍攝的三級片。除去“蕩婦”一類侮辱性字眼之外，更有許多評論，將魚玄機與當下中國文學現實中的美女作家，身體寫作混為一談。因而使魚玄機詩歌中超前的女性意識和卓越的詩歌才華，受到了雙重岐視。
這讓我感到：上千年之后，女詩人魚玄機的命運和她的才華、她超出自已生活的時代的膽識，和她前所未有的女性意識，仍然被當代社會、被現代人，甚至被文學史誤讀、褻瀆和狎玩。
在所有稱魚玄機為“蕩婦”的文字中，均以魚玄機進咸宜觀入道之后，立牌“魚玄機詩文候教”，為其“高張艷幟”的反面證據。但現在看來，當時的魚玄機，不過是想要在詩藝上精進磋藝，為自己搭建一座交流溝通平臺而已。如當時有網絡，她自不必在咸宜觀立牌，注冊一博客足矣。但是，在當時“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年代，女性寫作，本身就是一種對男權社會的冒犯。“像男人一樣寫作”（將寫作變成自己的職業，志趣中還貫穿了文學野心），就更是一種對禮教、對社會的僭越；而“詩文候教”，與男詩人交流、唱和、即興賦詩，“自是縱懷，此乃娼婦也”。不用分說，界線，標準都已定出，其后果和禍害，一直延續到今天。
在我看來，魚玄機是中國文學史中，是最具有女性意識的女詩人。不僅僅因為她的詩歌才華卓然，“才媛中之詩圣”（明.鐘惺《名媛詩歸》），而是因為她的思維、她對寫作的看法、她的女性世界觀；在她生活的那個時代，以及以后的許多年里，都是超前擎后的。
既便是最開明的時代唐朝，正統的道學家也會認為：文章雖是公器，卻不能大過男女之防。況且，在強大的父權社會壓抑下，大多數女性毫無自信心，自認為她們的創作是無意義無價值的。而且，由于自身意識也受封建和道德觀念約束，使得她們寫作的選題和審美上，都下意識地順應她們的角色認知。加之由于社會的局限，她們事實上也不可能面對外部世界。在這樣的大前提下，魚玄機公然立牌“詩文候教”，可說是對封建禮教的一種傲視，不屑，甚至于反其道行之。
魚玄機的詩歌，就是非常具有獨特的女性視點和女性意識的。且讓我們看看她的《浣紗廟》：
浣沙廟
吳越相謀計策多，浣紗神女已相和。
一雙笑靨才回面，十萬精兵盡倒戈。
范蠡功成身隱遁，伍胥諫死國消磨。
只今諸暨長江畔，空有青山號苧蘿。
魚玄機在描寫這段吳越史實時，超越了男性視點，沒有依照先前那些規定好的現存話語，以強烈的女性意識注入其中，筆力雄健剛強，但又婉轉曲折有致。有人評曰：“后二句寫得“語氣陡健，恰如實有其事”。（鍾惺《名媛詩歸》）“吳越相謀計策多”，這個歷史故事中，表面上，謀術是主角，浣紗女只是謀士手中的棋子。但是，真正的主體是西施，詩中魚玄機并沒有從三十六計的“美人計”中入手。魚玄機強調的是女性的力量：“以柔克剛”的力量。女人的力量是自然的力量，男人的力量是人為的力量。所以兵書上有說法：“強弱，形也。”女人自古被認為是弱者。但強弱只是外在的“形”。雙方的實力中，“勢”才是潛在的，待發的力量。詩中“一雙笑靨才回面，十成精兵盡倒戈”兩句，集中體現了魚玄機的女性思維，蘊含著東方哲學中“以柔克剛”的陰性智慧。在詩中，“一雙笑靨”是“形”，“回面”是“勢”，就這么一個動作，就大勢所趨：“十萬精兵盡倒戈”。“一雙笑靨”對“十萬精兵”，兵力可見。“回面”和“倒戈”兩個動作，其表達的動靜也完全不一樣。
這首詩中呈現了另一角度，在這場吳越戰爭中，西施的作用遠遠勝過了那些出謀劃策的男人；盡管，這個作用是由這些男人來決定的。在這些謀士心中，西施不過是一個戰爭手段，戰爭結束了。西施的故事也就結束了，詩的最后兩句指出了這一點。而作為功臣的范蠡，伍子胥卻成為戰爭英雄，真正的女英雄西施將仍然背負“禍水”的名聲，與歷史上那些“禍國”紅顏并列在一起。詩人在這首詠史的詩中，貫穿了自己一貫的自我意識，亦即：只要給女人一個機會，女人也可以改變世界。柔弱是女性的特征，但也是女人的一種力量，并可以成為女人的一種強勢。
所以她說：男人權謀相爭，化為歷史煙塵。最終不敵一位出身微寒的浣紗女的“一雙笑靨”，像青山一樣長在。這當然只是一位女詩人的解讀，是一位具有自覺的女性思考的女詩人，對男權社會中女性角色，歷史敘述中的女性符號，進行的詩化和顛覆性的描寫。而在男性話語中：這樣的“笑靨”，仍是歷史進程中的禍水、妖媚和夢魘。
魚玄機是中國古代女詩人中，自我意識相當強烈的女性。按辛文房的說法是：“其志意激切，使為一男子，必有用之才”。但天不假其愿，“羅衣”掩住了她的雄心壯志，她只能寄情縱懷于詩書之間，在她的《打球作》中，最后兩句：“畢竟入門應始了，愿君爭取最前籌”。正是她“爭取最前籌”的個性和野心，使她寫出了中國文學史上，最具女性意識的詩歌。同時，也由于她事事時時都與眾不同，也事事、時時被社會，被正統思想所不容；以至于年輕斃命，至今仍被一誤再誤地受到多重誤讀。
在《游崇真觀南樓，睹新及第題名處》一詩中，魚玄機最為旗幟鮮明地表明了自己的女性意識，她對女人的自身才能的重視，對像男人一樣，以一已之“才”謀稻梁的職業生活，有著一種自信和向往。對男權壓抑女性才華的不平，對女性自身的評估，她的見識和議論，都遠遠超出了同時期習慣于依附夫君、婚姻、家庭的女性；甚至，超出了同時期及后世那些以寫作娛男人的才女們。
這里的“自恨”，不像其她古代女詩人一樣，并不是對“羅衣”（女性身份）的自卑、自憐，或是“花木蘭”情結，而是對科舉制度，朝廷政策，女性的政治利益和社會地位，發出的思考和感言。這里的“自恨”是女人的自信和自尊：只要給予女人與男人平等的機會，她們同樣可以成為國家棟梁。這在古代女詩人中，幾乎沒有人敢作如此膽大妄為之想。這與魚玄機一貫的恃才傲物，藐視權貴，忠實自我的個性和思維有關。她認為是“羅衣”遮蔽了“我”的才華，“我”雖志存高遠，在現實世界中卻毫無希望。“舉頭空羨”中除了“自恨”，還有一層“不服”。因為，崇真觀上那些中了舉的姓名，代表了“十年苦讀”，“一朝聞名”的窮學士的野心和身份轉換，哪怕他們出身寒微，來自窮鄉僻壤，但通過“榜上名”，他們的文學野心和政治野心，都得到了安放。而“游者”，“觀者”魚玄機卻清楚地知道，這樣的身份置換，于已，永無可能。
二．婦人之見還是壓倒須眉？
烏江
李清照
生當作人杰 死亦為鬼雄
至今思項羽 不肯過江東
這首“烏江”寫于宋王朝在南京重建，趙構南逃之后，二十個字釋放了李清照對歷史、現實、國家、天下，生死、勝負、精神、氣節，縱橫捭闊的想像和思考。
這首詩是由有可能被視為“婦人之見”的女性角度，闡釋了一個女詩人對“失敗”這個主題的深思和反省。項羽一直是歷史上有爭議的英雄人物。在鴻門宴上，項羽手下留情，把劉邦放走。當場就氣得范增罵其“婦人之仁”。在主流的政治、軍事家眼中，是第一次錯誤。后來項羽兵敗，退至烏江，烏江亭長劃船渡他，他竟說什么“天之亡我，我何渡為”？別姬自刎，可歌可泣。但主流輿論并不認可他這一套“失敗美學”。歷朝歷代的英雄豪杰，都以他為反面教材。我們可以說這一套認識，都是男性的視點。從杜牧的詩，到史馬遷的《項羽本紀》和劉邦對項羽的評價，以及毛澤東“不可沽名學霸王”的詩句，都從男性角度、政治角度、軍事角度，去批判項羽的失敗和心慈手軟，包括最后的“寧折不彎”。
以此為題材的詩也有許多，最具代表性的有四家。
題烏江亭
杜牧
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兒。
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
烏江亭
王安石
百戰疲勞壯士哀，中原一敗勢難回。
江東子弟今雖在，肯與君王卷土來。
人民解放軍占領南（1949.4）
毛澤東
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
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對比李清照、王安石、杜牧、毛澤東四首詩，可以看出，只有李清照的詩，對項羽是一種肯定姿態。這首詩一開頭就是斬釘截鐵的表達：道德精神和人生氣節上的認同。“當”和“亦”二字，其實也是詩人自己的鮮明立場。這二句擲地有聲，非一般“須眉”能夠寫出這十個字的人生境界。同時，這十個字傳達出一種無畏氣概和烈士情結。如按詩家評介，也當屬無“雌聲”之作。但是仔細比較這四首詩，《烏江》一詩，實際上是蘊含著強烈、清醒的女性對戰爭、國家興亡、勝敗意義的另外一種解釋。詩的背后，是女性的聲音、女性的認識。在我看來，這首絕句，并不僅僅是李清照在趙構南逃之后，作為一個受害者，對最高統治者的鄙視。不僅僅是南渡問題，而是包含了她對生死、勝敗、興亡、榮辱這一系列互為對立的因素，進行的女性眼光的重新詮釋。詩中的主人公，既是項羽，也是她自己。
杜牧詩中認為項羽兵敗之后，應該“包羞忍恥”。也就是說：“大丈夫能屈能伸”。韓信胯下之辱，是“包羞忍恥”的榜樣，“是男兒”也。毛澤東詩中，顯然認為項羽鴻門宴放虎歸山，把自己變成窮寇，是“沽名”之舉，不可學，但他認同范增“婦人之仁”的看法。他喜歡杜牧的這首詩，顯然也認為項羽該忍未忍，不肯過江東待機反撲，不是大丈夫。而王安石詩中卻以一個政治分析家的口吻：“中原一敗勢難回”，討論的是兵敗之后的天下局勢，和渡江之后卷土重來的可能性，乃軍事分析，充滿功利味道，不愧為政治家。三首男性角度的詩，都是不屑或惋惜。可以說所有史學家和后世的評論，都將思考集中在項羽的性格悲劇上：失敗和自刎是由他的“婦人之仁”，“婦人之見”所致。這里有許多現存的詞語可以用來說明這種觀點：“無毒不丈夫”、“大丈夫能屈能伸”等等。所以，按照這些說法，項羽的失敗，是由于他性格中具有女性氣質，而女性又被認為“頭發長，見識短”，所以，項羽“不肯過江東”之舉，也就是那些不屑和替他惋惜的人，所認定的“見識短”了。他們不承認他是英雄。
但是，李清照此詩后兩句中，一個“思”字，將上述男人“見識”一概推翻，反其意而歌頌之。“雖敗猶榮”，這是她的意旨。“不以成敗論英雄”，歌頌失敗者的精神。可以說，這確實是帶有女性的觀念。在這里，烏江是一條界線，踏過去，“包羞忍恥是男兒”，也許贏得了戰爭，輸掉了人格；不過去，輸掉了生命，贏得了精神。項羽選擇了后者，其實也就是選擇了一種生死哲學，也就是生為人杰，死亦鬼雄。而李清照顯然謳歌的也是這種人生哲學。在這四首詩的力量和氣勢上，是分不出男女性別的。但詩的境界，卻可以看出性別的不同。這就是為什么有人評價李清照“不徒俯視巾幗，直欲壓倒須眉”。人們習慣于說女人比男人活得本能、活得注重精神，從李清照的詩中可以看出，從歷史上許多女性的故事中也可以看出。女性更看重氣節、尊嚴和寧折不彎的精神。明末清兵入關時，眾多士大夫在清皇朝的高壓下投降。恰恰是那些被認為早已失節的藝妓們，表現出大義凜然，慷慨赴死的行為，如李香君、柳如是等。而他們的丈夫或情人，卻都“包羞忍恥”，經過理性分析，最終放棄了自己的信念。所以，不光詩歌有性別之分，連政治、軍事、經濟都有性別之分。只是千百年來，女性的聲音都是被鄙夷的，被認為是短見的、不實際的、脫離現實的。“能屈能伸”是大丈夫，“寧折不彎”，自然就是女性的屬性了；如果按照簡單的推理，就是這樣，事實上當然復雜得多。有意思的是我在網上看到：一次課文講評中，關于項羽所作的問卷調查中，所有的女性都贊同項羽不過江東；而男生，幾乎全部贊同應該過江東。他們的理由則表現了不同的性別趨向：女學員多認為人貴有廉恥之心，尊嚴不能保，不如舍身成義，青史留名。男學員則認為成大事者應忍辱負重，臥薪嘗膽，以圖東山再起。
三． “雌聲”的視角與氣度
籌邊樓
薛濤
平臨云鳥八窗秋，壯壓西川十四州。
諸將莫貪羌族馬，最高層處見邊頭。
這籌邊樓正是在從成都去松州（今松潘縣）的路上，屬羌族地區。是大和四年（830）李德裕任劍南西川節度使時所建。實為抵御羌藏邊關、為抗擊吐蕃、南詔（想來便是如今阿壩、甘孜一帶的藏區吧）而建。在他的任內，收復過被吐蕃占據的維州城。李時常在籌邊樓上，與邊地百姓聯絡感情，所以，西川也一直很安定。后李德裕調任離蜀，此后邊疆糾紛又起。
“平臨云鳥八窗秋，壯壓西川十四州”，何等的開闊視野！想來這正是因為薛濤多年在幕府進出，且得以與地方官員議事，又曾被罰至松州偏遠之地的原因，使得她身上具有一般深居閨閣的良家女子所沒有的壯志和霸氣。下兩句語氣陡轉，充滿憂慮與人文關懷：籌邊樓，這座在當時可稱為巍然的高樓，是西蜀政治軍事的重心和制高點，而今由于駐守將士的目光短淺，貪婪掠奪，召來了與羌族人民的戰爭，烽火再起，危及首府成都。薛濤顯見得對那一帶的風土人情、邊塞氣概、兵家常識一定是了然于胸，同時也對唐時邊將統領對少數民族地區的政策有所諷諫。所以才會寫下“諸將莫貪羌族馬，最高層處見邊頭”這樣有遠見、有卓識、有反省、有用兵之氣魄的詩句來。四句詩，通過對照李德裕建樓籌邊和今昔形勢的變化得失，表達了這座建筑物具有的特殊歷史意義。
胡震亨曾這樣評價薛濤的詩說：“薛工絕句，無雌聲”，也就是說：薛濤的詩沒有女子氣，是好詩。在中國古代各家評注中，涉及到對女詩人的評價中，總會有這樣的標準。有無“雌聲”，是古代文學史對女詩人的褒貶用詞。“無雌聲”一直是對薛濤詩歌的高度贊揚。的確，《籌邊樓》是詩人對戰爭和邊戎政策的筆力矯健，語音雄厚的力作，看起來像一首男性的詩作。但是，細細讀來，全詩充滿了女性對戰爭進退攻守，勝負交戰的策略和決斷，也充滿了女性對和平、安邊的期冀。薛濤因為被罰邊關，所以對邊關百姓疾苦、少數民族地區了解甚多。她亦曾寫過：“聞道邊城苦，而今到始知。卻將門下曲，唱與隴頭兒”。所以，她也深知在邊關地區，如何處理好各種關系，如何建立與少數民族地區人民的良好信譽，是邊關安寧的大局，大勢所在。“諸將莫貪千里馬”，正是寄望于戎邊將士放棄小利，志在大局的警策。這樣的詩句，既有女性博大厚愛的胸懷丘壑，也有登高望遠的壯志和靈活的布局眼光，是女性的聲音，更是女性的思考方式。
所以，“雌聲”未必不能表現女性的氣度、境界和視角，未必不能力透紙背。“婦人之見”也未必不是一種高標準的見識，如果這個世界不存在那么多狹隘的對性別、對政治、對創作的制約，性別就不再會成為社會中與其他歧視話題一樣的問題。
四．“雌聲”是一種美學標準嗎？
三首女詩人的詩作中，可以讀出三種不同于男性思考的女性價值觀。也可以從中看到古代女性詩歌史中，被忽視和歧視的女性視角。實際上，歷史上、文學史上一直存在著這樣一種看不見的標準，這一標準只對女詩人所設：“雌聲”是代表“閨閣氣”，是女人的聲音。同時，也是詩歌中比較低級的聲音。因此， “雌聲”變成了一個女詩人必須摒棄的角度。直到今天，男詩人稱贊女詩人寫得好的時候，也仍然是“贊揚”她寫得不象女詩人。正是這樣一個有無“雌聲”的標準，導致了女詩人寫作中的焦慮。
2005年，我在北京參加“中日詩人對話”上，我與日本女詩人平田俊子、財部鳥子有過關于中日女性詩歌的探討。當即就有別的男性詩人在發言中稱：女性詩歌是政治策略，是女性利用政治話語向男性索要話語權。他認為詩歌是沒有性別的。
這里有一個悖論：如果詩歌真的沒有性別，那歷來詩評家關于女性寫作中的“閨閣氣”、“雌聲”又對應了什么呢？晚清沈曾植說李清照詞：“倜儻有丈夫氣。”那么，“閨閣氣”不正是對應于“丈夫氣”嗎？胡震亨所說的薛詩“無雌聲”， 自然是對應于詩歌中的男性聲音。
王漁洋稱李清照為：“婉約之首”，辛棄疾為“豪放之宗”。實際上也是劃出了女性詩歌與男性詩歌的界線，因為李清照詞有豪氣，也有粗放。氣質渾厚低回，又溫婉悲愴。但是，作為女詩人，她自然被劃到“婉約之首”。“婉約”、“豪放”一直就對應著性別的特征，只是，在女性缺席的年代，“婉約派”就成為男性代替女性聲音的一種表達，或者說：由男性發出的“雌聲”充滿了男性的自戀和對女性的想象。
所以，從關于有無“雌聲”的討論中，可以看出，并非“女性詩歌”率先提出性別問題。這一劃分早就存在，只是角度不同而已。再者，多數情況下，一提到女性文學、女性意識，許多男性立即陷入一種集體無意識，相當然地“概念化”和“妖魔化” 或“政治化”女性詩歌，這也成為女詩人拒絕貼上“女性詩歌”這個標簽的原因所在。由此女性詩歌受到雙重歧視：來自男性和女性自身。
如果詩歌真的沒有性別，為什么詩評家總是希望在女詩人作品中找到“丈夫氣”（一種高級的男性標準）和稱贊她們無“閨閣氣”（一種低級的女性標準）。曾經有位批評家，把我在紐約沉寂兩年之后，重新寫作的詩風改變，稱為受同期男詩人的影響。他說“從寫作的慣性來說，……自發地轉為自省的敘事，恐怕是不可能的。我更愿意把這種轉型看作在同時代男性詩人影響的緣故”。但事實上，從1986年寫作《人生在世》時，我就有意識地進行敘事寫作。此外，他列舉的男性詩人的作品，我甚至讀得很少，更談不上喜歡。想當然地認為女詩人必定有一位或多位男性指導教師的潛意識，根深蒂固地在一些男性評論家或詩人頭腦中存在，并在某些時候跳出來，成為性別劃分（也就是好壞的劃分）的佐證。為此我在《小酒館的現場主題》一詩中，設置和再現了一位現實中的“美學上級”。
雌聲——也就是女性詩歌必須發出自己的、女性的聲音。女性詩歌不是生理寫作，不需要百分之百的女性化。而是一種方法論，它為女詩人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新的視點，不同于男性的思維方式。女性的聲音，是一個單獨的、獨立于既有審美體系的詩歌標準，不是一種競雄的方式，更不是男性語言的復制、填空和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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